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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司礼监主导查验进出宫禁事宜，在座的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眉头不由皱了皱。
在宣德帝的庇护下，司礼监的权势现在是越来越大，手也越深越长，不仅管着宫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以及盐监、税监等宦官已经开始介入地方事务，与地方衙门的纠纷接连发生。
尤其是各地的镇守太监，虽然瞻基屡次告诫其不要打着天子侍臣的招牌干预当地的军务、政务以及肆虐贪毒、扰害军民，遇事同总兵及地方三司商议不得擅动。
可惜许多镇守太监置若罔闻，纷纷插手地方上的军政事宜，并屡屡与镇守地的总兵官们爆发冲突，除了少数资历深厚的总兵官能镇住场子外，其余的总兵官很难与拥有着“钦差”身份的镇守太监相抗衡。
不过，虽然宣德帝将宦官派往了各地监督当地的事务，但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放纵，而是进行了恩威并施的严格管理。
纵观大明两百余年，在对宦官掌控上还没有哪位皇帝做的比宣德帝更好，宣德帝对宦官的管理可谓张弛有道，既给予了宦官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同时又严加限制进而使得宦官能尽心为皇权服务，成为年轻的宣德帝制衡朝中文官勋贵的一把利器。
从宣德帝￥，六年十二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宣德帝对宦官施行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得宦官不敢造次。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四，鉴于宦官恃宠而骄，横行无忌，宣德帝诛宦官袁琦及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
袁琦自幼侍奉宣德帝，伏势贪纵，擅自派宦官阮巨队等往广东等地以采办为名，掠夺军民财物，进而被言官奏报给宣德帝，使得宣德帝大怒，将其打入锦衣卫的诏狱，并抄没其家金银宝物千万计，所用金玉器皿皆僭侈非法。
为了以儆效尤，宣德帝下令凌迟了袁琦和斩阮巨队等十人，又命都察院将袁琦罪行榜示于天下，其党羽裴可烈在苏、松诸郡尤为贪暴，被逮至京城后下锦衣卫诏狱，后来死在了诏狱中。
不仅如此，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宣德帝诏令都察院揭榜，严禁内官内使怙宠作威：
凡先所遣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屯财物，许首免罪；
若匿而不首，事发之后，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举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全部判以死罪。
宣德帝的这一铁血做法在宦官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毕竟，自大明自立国以来，即便是洪武帝都没有一口气接连诛杀十几名高级宦官。
这个时候，宣德帝又对宦官们采用了安抚的手段，宣德七年二月向司礼监掌印太监金英、首席秉笔太监王瑾和次席秉笔太监范弘颁发了免死诏书，在诏书中表彰了三人的重心与才干。
宣德帝给金英三人的免死诏书相当于文官勋贵的免死铁券，只有那些于国有大功的重臣才能享此殊荣，拥有无限的荣耀，宦官获得免死诏书在大明历史上尚属首次。
宣德帝之所以要赐予金英、王瑾和范弘这三个内侍中最有权势的宦官免死诏书，不仅是为了表明对三人的信任和恩宠，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人心惶惶的宦官，让他们清楚宣德帝依旧信赖和重用他们。
作为宣德帝最为信赖的宦官，金英、王瑾和范弘深知宣德帝重用宦官是为了对付朝堂上那些资历深厚、功勋卓著的文官和勋贵，故而行事谨慎，绝对不会肆意妄为。
因此宣德帝很放心给三人免死诏书，他要用此举来安抚朝中的内侍，让他们明白袁琦为何被杀，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
由于宣德帝的这个举动，使得风声鹤唳的内侍很快就安下心来，行事也随之变得收敛，不敢再在地方上飞扬跋扈，可与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依旧摩擦不断，毕竟他们代表了宣德帝的权威岂能在地方上无所事事？只不过谁也不敢再把事情闹大而已。
从教小内侍识字的内书堂的一幅对联上，可以看出宣德帝对内侍的劝勉和告诫，上联是“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是“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鉴于以往宦官乱政的惨痛史实，宣德帝深知宦官掌握兵权的害处，曾对身边的重臣说过：“用将在专，若令此辈（指宦官）预兵事，必挠其权，安能成功？”
故而，虽然那些镇守太监权力很大，有些人足以压制住统兵官但却没办法掌控军队，但由于内阁的牵制始终无法掌控朝政，而内阁与宦官除了极少数时间能和平共处外，绝多数时间都水火不容。
这使得有明一代宦官都未能成功把控住军权，即便是权势滔天的刘瑾和魏忠贤都没做到这一点，大不了假借皇帝的名义来压制内阁和五府都督、六部堂官。
说到底，在明代宦官只不过是依附于皇帝，被皇帝用来制衡和掌控朝政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有内阁和六部堂官的制约下无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员以掌控朝政，而文武百官畏惧的是宦官背后的皇权而不是宦官。
因此，无论权势再大的宦官一旦在皇帝面前失势，那么顷刻之间就会掉了脑袋，其党羽也会被迅速铲除。
例如刘瑾，正德帝被其飞扬跋扈和横行无忌所激怒，一声令下权倾朝野的刘瑾就人头落地，至于天启一朝由于天启帝的信任而无人能扳倒的魏宗贤，崇祯帝登基后一纸诏书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使得其客死他乡。
故而，虽然宣德时期的宦官比永乐时期权限更大，但由于宣德帝勤政爱民，加上金英、王瑾和范弘等人老成持重，秉性端良，这使得宦官们不敢太过放肆，无人胆敢专权，不过宦官的势力已然在宣德帝的扶持下崛起，隐然有与内阁、五府六部相抗衡之势。
李云天敏锐地注意到了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对那两名宦官的厌恶，不由得暗自摇了摇头，朝中无论是文官还是勋贵都看不起内廷的那些阉人，认为其不过宫里的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长此以往双方必定会在宣德帝驾崩后爆发激烈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立国后洪武帝对宦官极力打压，也颇为鄙夷，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不仅如此，洪武帝还规定内侍毋许识字，并于洪武十七年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可惜的是，永乐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都打破了洪武帝的禁制，进而逐渐促使了内廷的崛起。
正如李云天现在所担心的那样，历史上，宣德帝驾崩后，由于继位的正统帝年幼，故而宠信自幼陪侍的宦官王振，使得王振权倾朝野，内廷势力急剧提升，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役的发生。
与朝中的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不同，李云天自永乐帝时期起就与宫中的宦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很清楚宦官的崛起不可阻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明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此与其跟宦官对抗倒不如选择合作，这样以后无疑会少很多麻烦。
而且，李云天由于常年在外征战，再加上讲武堂的地盘主要在西南、关外和河套漠南这些偏远之地，因此与宦官和五府六部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也使得他得以从双方的争斗中脱身而出。
不仅如此，由于现在五府六部依旧处于朝堂上的主导地位，因此李云天在交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布局，暗中借助宦官的力量来对抗五府六部。
李云天相信，随着讲武堂势力的急速扩张，终有一天会触动五府六部的利益，由于李云天推崇新式科举和军制，这使得双方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势必会爆发一场激烈冲突，他需要宦官来对五府六部进行牵制，否则以讲武堂的力量很难与朝廷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相抗衡。
正是因为这样，李云天才把交趾海外贸易的一半关税交给宣德帝的内库而不是户部的国库，而内库的负责人正是宫里的宦官。
由此一来，李云天无形中就拉近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在交趾海外贸易一事上在京城有了一个牢固的同盟，有那些宦官在宣德帝身边他就不用担心六部的人觊觎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利润。
面对着利润惊人的交趾海外贸易，以六部为首的京城文官衙门早已经按捺不住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只不过由于交趾初定，再加上两淮盐案以及北元残部南侵，使得其无暇顾及此事，不过终究会对交趾海外贸易下手李云天不得不早做防范。
“查阅一下，看看镇国公八月初五的晚上是否留宿在宫里！”陈泰的声音打破了京畿都督府现场沉闷的氛围，面无表情地向那名消瘦宦官说道。
“杂家这就查！”消瘦宦官闻言向陈泰一躬身，在身旁那名宦官的帮助下取出了匣子里的两本账簿，将其中一本交给那名亲军百户查阅，自己翻阅另外一本。
由于文渊阁在紫禁城的东部，故而内阁的人员从东华门进出紫禁城，消瘦宦官和那名亲军百户查阅的就是东华门八月份进出宫禁的记录，上面详细记载了每天从东华门出入的人员信息。
由于大堂上的众人早就知道李云天初五在文渊阁过夜的事情，因此谁也没有在意消瘦宦官和那名亲军百户的这次查阅，私下里在那里低声议论着，暗自猜测着李云天如何从那些“反信”上绝地反击。
不过，有一个人的反应比较奇怪，那个人就是杨浦，他没有与身边的人交谈，而是慢条斯理地在那里品着茶，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一副淡定从容的架势。
李云天敏锐地注意到了杨浦与众不同的反应，沉吟了一下后嘴角流露出不易觉察的微笑，看来杨浦从堂审一开始就已经猜到了他的计划，故而才会如此的淡然。
“禀都督大人，初五并无镇国公进出宫禁的记录！”
就在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饶有兴致地议论着李云天的反击之策时，消瘦宦官与那名亲军百户低声交流了一下，然后抬头望向与魏鑫和胡大海交谈着的陈泰，尖着嗓子说道。
“什么？”陈泰闻言顿时就是一怔，一脸愕然地望向了消瘦宦官，显得非常意外，魏鑫和胡大海也露面诧异的神色，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现场逐渐安静了下来，人们神情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谁也没有想到消瘦宦官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难道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八月初五在文渊阁留宿的李云天记错了时间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