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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在王凡主位面的炎黄共和国国内，是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但是它的崛起很大一部分是民国时期就打下得好底子。民国27年即1939年开始，浙大从南方几经辗转，四次迁徙最后落脚到黔北遵义，开始积蓄力量、蛰伏发展，从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变成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全国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科最完备的两所综合性大学，这其中有一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
竺可桢，字藕舫，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是后世炎黄知名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炎黄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是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在抗战烽火中，他一共前前后后当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让一座辗转流落在贵州的地方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
竺可桢本身有才学，肯学习，下苦功。年幼时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留学地点是星条旗共和国，当时竺开始选择的专业是农业），后来在伊利诺伊读完农学后，又在哈佛拿了气象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与农业有关的气象学。
天堂查询的资料显示，当时民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同为海归的出国留学生，但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也分三六九等：留学倭寇的炎黄留学生回国基本上去当中小学教师，留学欧洲与星条旗的炎黄留学生回国后则大多数占领大学讲台。
读者大大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能这样呢，太看不起人了不是？其实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一点是，留学倭寇的虽然人数最多，又对清末的炎黄大陆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学业有两个短板一直无法回避：第一个是当时的倭寇也才刚开始西化没有多长时间，自身也非常纠结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定位问题，当时倭寇国内甚至公开探讨，是否需要大批量引入白种人，改良自己国内人种品质，可见当时他们也比较迷茫；第二个则是留学倭寇的炎黄留学生，多上速成班或速成学校，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大多数人对于应用层次的知识掌握的差不多够用了，但是纯学术理论的研究根底就不太扎实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倭寇的留学生会加减乘除和一些方程式，但是不懂高数和微积分，虽然平时生活中懂得前面就够用了，但是在教育体系里混，自然越往上知识要求越深，你不会的话大学上课讲什么？
当时民国时期有一副漫画，画的是留学倭寇的炎黄学生带着小学生过马路，旁边一辆汽车快速开过，驾驶汽车的是留学欧洲与星条旗共和国的学生，这大体反映出当时二者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和状况。
好吧，咱们回归正题，竺可桢在1936年，因为有清望又有诸如学者、留学、人脉等资源背景，被秃头党蒋委员长钦点为浙大校长。上任后不久抗战爆发，竺可桢一边西迁浙大，一边谋划发展，等1939年浙大经过四次搬迁，最后落脚黔北遵义后，终于开始迎来大踏步发展。
这里需要重点说明一下，竺可桢可没有入秃头党，这点尤其可贵，当时是战时体制，秃头党要求各大学校的校长、院长均需加入秃头党，能够持续在位而又坚持不入秃头党，且又没怎么受到挤兑和责难的，在当时民国教育界可谓凤毛麟角。
但是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边齐，天下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虽然竺可桢一直倡导：“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那种氛围下，校园学生在思想上的躁动与热血，不是以竺老爷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贵州省遵义，浙江大学一所教室内，两拨学生正在做激烈的言语辩论。
“炎黄红党应该先派部队光复华北和东北地区，解救那里的大批炎黄百姓，再挥师入蒙，收复故土，现在提前进攻那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和兵力。”一位偏向秃头党纲领的浙大学生，手拿一份报纸，激动地大声讲道。
“郭学长，你说的我不同意！同为炎黄子民，何有先后之说！”一位女学生接话道。
“李媛同学，你那是书生意气，现在是国战，是关系到炎黄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国战！必须要认真考虑每一次决策对于下一步战事的影响。如果炎黄红党先光复华北和东北地区，除了能够救千千万万炎黄百姓于水火之中，还可以获得大批兵员、物资、战略空间，而外蒙那里现在有什么？几十万干巴巴的人口，没有任何重工业的空旷草原，除了空耗军力和浪费兵力长期驻守外，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带来任何实际益处！”郭学长回答道。
“郭学长，你说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却忽略了一点，红党现在不取外蒙，恐怕以后想收复也未必能收复的了？”女同学旁边的另一位学长张春恩出言说道。
“春恩，你的话是什么意思？”郭学长听到张春恩的话后，没有急于辩驳，很有风度的问道。
“历史上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收回蒙gu，早些年北洋军阀徐树铮就曾经成功过，可是后来因为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战乱，外蒙再次独立丢失，现在红党能够再次收复蒙gu，我看就挺好，趁着德国和苏联开战，双方没有余力和精力，先占领从而造成既成事实！”张春恩解释道。
“张学长，说的好！”不少其他同学听到张春恩的话后，眼睛一亮，称赞道。
“一家之辞，片面之言，我始终认为先顾百姓生活才是第一位的，仅仅追求地图上的版图扩张毫无意义！”郭学长把头摇来摇去，反驳道：“再说，现在红党势大，坐拥四省（山西、陕西、察哈尔大部、外蒙），很明显又是把国家，朝着军阀割据的方向发展，非政府之福，百姓之福、国家之福。”
“郭学长，你言重了，谁能代表国家？难道只有秃头党才能代表国家吗，我不那么认为！”张春恩不同意的说道。
“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是红党成员？”郭学长质问道。
“没有，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言论自由，你可别给我扣一个大帽子，我担待不起。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先走了！”张春恩说完就大步向教室外走去。
晚上，张春恩宿舍内。
“春恩兄，你说这未来会是谁的天下？”和张春恩同屋的林冠英问道。
“不知道，看不清楚，现在四川重庆占着中央政府大义，但是炎黄红党最近上升势头非常之猛，很难说，如果…”张春恩说道最后有些迟疑。
“如果什么？”林冠英问道。
“如果他们真能打下华北和东北的话，那么未来炎黄天下至少有其一，毕竟那时候他们已经坐拥半壁江山了，所以东北和华北的归属很关键，现在中央国民政府主要退守在大西南这边，偏于一隅，而且短期内难以看出有大规模反攻的希望。”张春恩解释道。
“那咱们怎么办，咱们这里离陕西太远，中间隔着四川重庆呢！”林冠英问道。
“我们只有等，等红党的东北和华北战役结果，如果他们一直不敢进攻或进攻不顺利，那么未来天下谁属还是很难说，如果东北和华北顺利光复，那我们就去陕西就去延安！”张春恩语气肯定的说道。
同一时间，绥远五原县，秃头党第三十五军傅作义的指挥部。
“傅先生，您还没有决定吗？”傅作义非常信任的乌lan夫（红党地下党员）坐在椅子上，小声问道。
“乌先生，你说我们现在就靠过去，是否太早了？”傅作义一身军装，看着墙上的大幅西北地图，问道。
“如果咱们远在大西南，自然太早太早，完全可以再等等，但是我们身处绥远五原县，现在驻蒙军早已覆灭，外蒙又被红党收复，整个红党已从陕西一省之地盘发展到现在坐拥四省。而我们周围又没有可以相濡以沫的友军，如果现在主动投靠过去，还可以掌握一些主动，算是雪中送炭，真等红党光复华北和东北成功后，那时候再投过去，顶多就是锦上添花，难以获得重用。傅先生，如果您仅仅是想做个富家翁，再等等自无不可，但是如果想以军人身份建功立业，则越早越好，越早越有利！一旦东北和华北被光复，全国还剩下多少仗可以打，没有足够的军功，又如何能够实现快速晋升？”乌lan夫劝道。
“恩，先生说的有理，红党派来的代表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听到乌lan夫的一番分析后，傅作义有些心动，继续问道。
“二选一！”乌lan夫说道。
“二选一？哪两个方案？”傅作义听到后，眉头一挑，问道。
“他们第一个方案，您和几位师长、旅长职位不变，但是团营及以下军官士兵打乱编制，重新整军，而后任命您为支援纵队的总司令！”乌lan夫缓缓说道。
“支援纵队？”傅作义听到这个新名词后，疑惑的问道。
“我打听得知，纵队司令暂时是炎黄红党野战部队的最大编制，支援纵队与主力纵队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装甲师，都是轻装步兵师。但是如果选择第二种，则您和几位师长旅长暂时自降一级，掌管一个满编装甲师，以后军功足够的话，会再以此为基础，扩建成主力纵队，当然团营及以下军官士兵还是要打乱编制，重新整军集训这点是一样的。”乌lan夫慢慢说道。
“恩~~~~”傅作义听到后没有立刻表态，足足沉默了十五分钟，才开口：“把董其武（守城名将）、孙兰峰（瘸腿将军）、陈长捷（一字并肩王）都叫来，我们好好合计合计！”
“是！”
3天后，随着期间一道道电波在五原县和延安往来不绝，傅作义和炎黄红党终于达成协议，于1943年8月17日，宣布易帜，全军并入炎黄红党。一时间秃头党大惊，阎锡山恼羞成怒，大骂傅作义卖党求荣，无耻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