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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亮声色俱厉地道:“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职务,有过什么政绩,你在党校要是表现不好,只有一个结果:退回。”
谁要是被中央党校退回去,后果当然很严重,不光是丢人现眼,其政治前途也会黯淡了。
王存亮道:“你们这个班是一支部,以前就有一支部的人,被党校退回去过,是开了先例的。”
王存亮这番话,明显起了作用,大家不知不觉间,神情都严肃多了。
接下来,王存亮强调了“政治安全”问题,胡晨阳记得,以前,他在赣源省委党校时,也有人反复强调“政治安全”,也就是说,学员不能出问题,包括跑官、嫖娼、包养情妇等,这些都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后来,同学们私下探讨,王存亮的话,恐怕也有“杀威棒”的意思,在党校不同其它地方,还是小心些、规矩些好啊。
中组部派来的联络员也跟大家见了面,姓龚,是位处长,也就三十出头,说一口流利的京城话,此人看似很客气,骨子里却是有一种傲气,或许,这是长期在中央机关里养成的傲气,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龚处长介绍说:“你们这期学员共分成9个班级,总共二百九十八名新生,平均年龄四十五点二岁,比上一期低了二点一岁,这是国为,本期录取的新生,破格录取了一批三十五岁左右的副地级干部。”
胡晨阳便是这批所谓“三十五岁左右”的干部,据说,二支部有位副厅级学员三十岁都不到呢。
不过,胡晨阳也不错,尤其是他有着乡长、乡党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完整的任职履历。他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让他走得很扎实,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便能很快适应。
教务处主任姓贾,他介绍说:“党校为同学们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几乎都是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你们将要学习的课程。也就是‘三基本’、‘七当代’,都是按照省部级领导需要来为你们安排课程体系,所以,你们这一年的学习,不是轮训,而是任职培训!”
听了贾主任的话。那些正厅级学员,个个眼里发光。他们能够来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进副部级了,
一年啊,一年之后,这二百九十八名学员。都将走上什么样的岗位啊?
后来听说,本来应该是三百位学员的,一人因为援藏。提前提拔了,现任区政府副主席;另一人则是个倒霉蛋,还没来党校报到就出了问题,被“拿下”了。
……
开学典礼第二天就正式开课了,党校上课,基本上都是专题讲座形式,学术味道颇浓,通常一堂课下来,半天也就过去了,授课老师确如贾主任所说,大多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级别,理论功底十分扎实,稍年轻一些的老师都喜欢运用多媒体方式教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也有老师上课时什么也不带,提纲都没有,全装在脑子里了,说出来的东西,脉络清晰,概念明确,让人不得不服。
这种级别的专题讲座,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追本溯源,引经据典,推陈出新,内容翔实,数据扎实,理论联系实际,也不乏深刻的反思,确实让大家开阔了视野。
说党校的老师站在了理论前沿,思想前沿,此话不假。
第一课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所谓“三基本”之一。
主讲老师叫王震江,中央党校著名的“三王”之一,据说,他以辩论见长,曾经跟同学玩“游戏”:他一人作为“正方”,让全班同学作为“反方”,全班同学都辨他不过;紧接着,他又反过来作“反方”,让全班同学作“正方”,全班同学就拿他刚才的观点反驳他,居然还是没辨过他,同学们“很受伤”,王震江则名声大振。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拿一班的同学“消遣”?
他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到底是我们*人的“老祖宗”,丢不得,要继承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二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于剩余价值,以前只强调工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我们承认:资本家的管理其实也是一种劳动,也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所谓的“剥削剩余价值”,至少有一部分应该算是合理的劳动所得,换句话说,这部分不能称之为剥削?
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途径时,杨教授指出:其实,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现在有人认为,当今的华夏,其实搞的就是*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人自己的解释,是叫做“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
特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啊。
课后,有同学开玩笑说:如果当初*将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换成杨老师的“参与创造剩余价值”,或许,更能得到党内的接受。
所以说,理论需要创新。
或者说,只要政治需要,总会“创新”出“理论”。
也有人说:没用,只要“老毛”不接受,什么理论都是反动的,整不死你。
……
在党校学习,学习氛围真的是很好,不但有必修课,还有大量的选择修课供同学们选择,胡晨阳就尽可能多地报了一些选修课,只要有时间,一些没报的选修课程他也会去“蹭”听,他觉得,有这么好的条件,多听听课,多汲取些理论知识,多增加一些知识点,多激发一些思考点,都是好的。
选修课一般都是在晚上,第一堂选修课就是胡晨阳十分感兴趣的,叫做《低代价发展模式与当代华夏的发展》,主讲人是哲学部的邱教授。课讲得很好,远远超出了胡晨阳的心理预期。
“发展”与“代价”这一提法本身就蕴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发展总是要付出或者说是伴随着“代价”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考这个问题,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是有一个认识和深化过程的。一些大哲学家、思想家如霍布斯、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有论述。
邱教授还特别介绍了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其成员大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世界各国的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等,其领导机构是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个俱乐部就深入研究过“发展与代价”问题。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报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对发达国家单纯地赶超和模仿,只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更是造成了诸多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贫乏、人口爆炸、社会邪恶上升和核威胁等。
罗马俱乐部也是人类环保组织的先驱,它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人类科技根本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气候变化并非问题本身,它只是一个外部现象。现象的本质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人类始终追求着无限的发展———这带来地球人口的增加、资源的耗费以及能源的消费。
邱教授也介绍了:国际上也有一些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声音,主要的批评声音都来自美国,指责这个俱乐部是个左倾组织。
“左倾组织”,这说明,即使在国际*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今,左倾组织仍然是有广泛影响力的,也是有一定力量的。
邱教授指出:“西方人对发展及其代价的反思批判,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它既有助于我们自觉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其灾难,也要求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把代价减到最低限度。
关于“代价”,有二种,一种是“必然性代价”,是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的;还有一种是人为造成的代价,比如“大跃进”年代砍树大炼钢铁,这种代价惨痛之极,愚蠢之极。
“必然性代价”与发展密不可分,其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就代价与发展目标而言,发展目标定得适中合理,代价就小;如付出过于沉重代价,则很可能因为发展目标定得太高、发展速度要求太快。
二、就代价与发展动力而言,代价与新生因素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固有矛盾的体现,因而,双方相互排斥、相互联结,推动了社会发展。
三、就代价与发展方式而言,发展并不是事物全面或全部的进化,而总是以某些方面的率先或优先发展,另一些方面的暂时牺牲或滞后的形式来进行的。而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将直接决定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手段和途径不同,代价就会不同。
四、就代价与发展的程度而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的自觉性程度越高,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社会主体的各种发展目标就越容易协调一致,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反之,社会越不发展、越不文明,人的素质越低,代价的付出就越大,发展对代价的依赖性也就越大。
五、就代价与发展风险而言,代价在没有出现之前,往往是作为某种风险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的,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既可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意味着可能遭遇危险,付出代价。因而风险总是包含着潜在的代价。
结合华夏国情,客观地评价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高速度的发展模式,也引发了七大问题:生态、贫富、城乡、社保就业、“三农”、信仰道德、公共卫生。必须承认,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成功的。
结论:华夏惟有走低代价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邱教训还特别指出:国际上有些“华夏威胁论”,除了偏见与别有用心,也有一种现实的担心,近些年我们的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威胁到环境,也威胁到资源,给西方某些“华夏威胁论”者提供了口实。
这堂课,很对胡晨阳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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