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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刚建好的时候,李卫公只有五十来岁。长安城黄澄澄的,四四方方,好像一块用玉米面蒸好的新鲜切糕,而李卫公精神抖擞,就像糕上面一粒蒸熟了的小枣儿。有一伙法国人远涉重洋而来,在长安城中间的十字路口上修起了一座大磨坊,出售法国式的面包和面点。这座磨坊是靠风力推动的,但是长安城里没有风,所以只好修了一座高入云霄的高塔到天上去找风。那些法国人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身往塔上爬,五点钟可以爬到工作岗位。李卫公每天起绝早到这里来,买一根新鲜的长棒面包,撅下一大截装在裤挡里,把剩下的吃掉做早点。这样在上班的时候他就显得雄赳赳气昂昂。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就说:给公家干活,为主上分忧时它总是这样。我们还要补充说,刚一打完仗,红拂就把他的铁棍扔掉了。所以他要用面包来壮大自己。除此之外,他还描眉画目涂红嘴唇,使用镜子的频率比红拂还要高,假如被红拂看见了,就用手指刮脸来羞他。当时正是大唐开国之初,无论君臣,都在拼命地抖擞精神,就像我们这里评定职称之前一样。假如人人都像卫公一样,就会比谁裤子里藏的面包大。幸亏不是人人都装神弄鬼,否则就太浪费粮食了。
我觉得我的毛病就是不会装神弄鬼,所以现在是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好不容易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却不知怎么把它发表。当然,我可以把它叫做“李卫公定理”,发出去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已经不乐意这样干了,因为它是我证出来的,和卫公没什么关系。其次,我可以说是我证出来的,但我需要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证它。要给自己编个故事,就必须不那么肉麻。假如说我是为国争光,在数学事业上拼搏,那就太过装神弄鬼了。满脑子崇高的思想,拿什么去想数学题?这就像卫公在战场上直挺挺一样不可能。这一条暂且不论。最后我还得说自己是怎么把它证出来的。这在早两年倒不成一个问题,因为必须说是读了某一条毛主席语录后,心胸豁然开朗,等等。实际上我证这个定理的动机是想自己露一手,并且是在小孙的肚皮上证出来的。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能讲。最后只能求助于加州伯克利。相比之下,费尔马根本就没有证明这个定理,却名震四海。这完全是因为他会装神弄鬼。
现在该说说装神弄鬼是什么意思了。在我看来(再说一遍,是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定理是这样的:凡以两足直立行走,会使用一种语言的,都是人类,不管他是黄白黑;反正饿了就想吃,困了就想睡以前硬,以后软。还有一系列重要特征,比方说听报告就犯困,贫困时就会想入非非等等。这些都是不能改变的,谁要说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装神弄鬼。由此派生出第二个重要定理:就是自打有了人类,就有人装神弄鬼。当然了,一开始是想占点便宜,但是后来没便宜也要装,这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这个定理不能把虬髯公包括在内,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难猜的东西。
李卫公实际上设计了三个长安,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他不但设计了城市,还有和城市有关的一切东西。在第一个长安(风力长安)没有城墙,因为城墙挡风。为了防御,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坚固,可以住上千的人。那里的人都穿白色的紧袖衣,白色的灯笼裤,头上的无檐帽有黑色的飘带,时时刻刻提醒每个人风从哪里吹来。这些人驾驶着风帆,从所有的地方运来必需的物资,修理索具和风车,使用六分仪和航海时计,必要的聪明实在是必不可少。为了头脑的需要,就得多吃鱼,而且必须吃好鱼,比方说金枪鱼、马林鱼之类。这些鱼可不像我们现在吃的带鱼、橡皮鱼那样好捞,只有驾了大船到远海才能钓到。这样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航海民族了,每个人都是黑黝黝的,我们的都城也会沉浸在大海的腥味里。一个航海民族的兴衰取决于头脑聪明,技艺高超,所以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我国首都的石头墙上,一年四季都渗入了大海的蓝光。我对此毫无意见,因为我精通球面三角,在那里不当船长也得当大副。
在第二个长安里也没有城墙,因为要让水流通过,所以用巨木为栅栏,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绿荫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树或者是连片的绿竹,因为没有木头竹子简直就不能活。除此之外,还特别潮湿,连皮大树的旋转水槽下面,木板墙上,到处长满了青苔,林下也长满了草。那里的人都穿黑皮衣服,衣襟到衣襟还有半尺宽,中间用皮条系住,以便露出黪黪黑毛。不管是砍树,还是扛木头,都得有把子力气才好。所以人都是一米九高矮,百公斤左右的大汉。像这样的人必需吃肉,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吃肉民族了。一个吃肉民族不会有很多的人,因为必须留有放牧畜群的地方,藏有野味的树林,不能哪儿都是人。这样我们的首都就会是一些崎岖之地,在树荫的狭缝里有一些零星的天空,而且不分晴雨,头顶上老落水滴――树林子里总是这样的。我对此也是毫无意见,虽然我身体瘦弱,人家准叫我去牧牛或牧猪,但是我喜欢动物,不管是哪一种。甚至见了眼镜蛇和老鼠,都不愿把它们打死。只有人力长安对我不合适:像我这样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一定常被捉到衙门里去,这样我既不是船长大副,又不是牧人,而成了个挨打的屁股。但是像到哪个长安去这样的事必须由头头们拿主意,我们说了都不算。
李卫公在世的时候,长安城气派非常。这不是说长安城里都是石头砌成的高楼大厦,门前有青翠的草坪和喷泉,而是恰恰相反――长安城里见不到一片石头,一棵活着的草,一股流动的水。所有的房子都用砖瓦木料,并且全是一层的。那时在长安路上骑马的人都带一包土,假如自己的马在大街上撤了尿,就要马上下来,把流动的尿用土盖住。更没人敢当街倒脏水。长安的房子很矮,但是街道很宽。地上没有草,但是每一寸地面无不印着条帚的痕迹。在街上走的人自动追上前面的人,或者放慢了脚步等待后面的入,以便结成队伍,迈开齐步走的步伐。但是一旦跟上了队就不好意思从队伍里离开,所以原准备到隔壁看看邻居,就可能被裹着走遍了全城,直到晚上才精疲力尽的回家,把看邻居的事也忘了。那时候的外国人到了长安,看到大街上尘土飞扬大队人马在行进,常常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再也闭不上。不过长安刚刚建好时,里面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退伍老兵,擅长队列科目,对于齐步、正步、向左向右转等等,都是无比熟练。而别的人想要迁到城里来住,也要经过三个月的队列训练。这一点外国人并不知道,只以为是水土的关系。他们对自己的懒散很惭愧,放而拼命喝长安城里又咸又涩、带有轻微尿味的井水,不喝优待外国人的矿泉水;并且到了饭馆里就说:把你们吃的东西给我来一份!这样做的效果不显著,就去买来嫩核桃把自己染黄,动手术把双眼皮缝上,装出单眼皮的模样。虬髯公派来的大批的遣唐使,还未来得及学习大唐的制度,看了这种景象,就跑回去赞不绝口,说咱们永远赶不上――除非从现在开始不吃鱼,光吃小米饭。但是扶桑这个地方不吃鱼就要闹粮荒,而且谷子不耐涝,那个地方雨水又特别多,所以就没有完全照卫公的法子办,只是采用了他发明的礼节。光这一条就够他们受的了。
我们知道长安城里有一座钟楼一座鼓楼,钟楼里有一个老兵在绕钟走动,每走一圈是一分钟,走满六十圈就击钟一次。长安建城之初,这座钟非常之准,简直不下于英国的大笨钟。过了一些年,这个兵脚上长了鸡眼,这座钟就慢了下来,逐渐慢到了每天慢两个小时的程度,长安城里开始日月颠倒。又过了些年,这个兵又得了痛风病,这座钟就达到了每天慢二十四小时的程度,于是长安城里就出现了两种时间,公家时间和太阳时间。按公家时间一小时行人可以走二十里,按太阳时间则减半。按公家时间每天太阳升起两次,按太阳时间也减半。你在长安城里问一个半老徐娘年纪,她说二十岁,实际是二十公岁。你去问位老人家高寿,他说七十岁,那就是太阳岁了。这样就增加了计时的复杂性。等到那座钟楼一天慢七十二个小时,公家时间就被废掉了。那时候该老兵已经中风患了半身不遂,还在挣扎着绕钟行走。好在他已经没有击钟的力量,敲出的声音只在钟楼里才能听见了。
而那座鼓楼的故事是这样:楼里有个大鼓,由鼓手在上面击出鼓点来,让全城的人踩着它行进。这种工作十分累,要用一大群健壮的人以便轮换;而且它又非常枯燥,所以有些鼓手后来就精神崩溃了,不顾一切地在鼓上击出些花点,让全城的人不走正步,而是扭秧歌或跳着迪斯科。干完了这样的坏事,他就说:要杀要剐随便罢。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击鼓的制度就被废除了。好在那些老兵也都到了风烛残年,也觉得走正步太累,也没有提出意见。长安建城之初,假如有人在路上拣到了铜钱,就把它交给头头,头头们再设法交还给丢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人人拾金不昧,但是铜钱的总数也不会增多,大伙还是那么穷。既然是那么的穷,所以丢钱的事也很少发生。后来头头们又规定,一枚铜钱经过了一次拾金不昧,就在上面打一个钢印,可以当两枚花。这使大伙在路上故意抛撤铜钱,长安市上的钱很快都打满了钢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管打不打钢印,铜钱是一文不值了。长安城里拾金不昧的好事总数却直线上升。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没有了铜钱很不方便,就把这项制度也废掉了。
上节所说人力长安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一半。这座城里既不靠山又不靠海,城里倒有好多人要吃饭,所以就有一大批脚夫专门到黄河边上背粮食。这些人五十人为一队,左臂上有嵌进肉里的铁环,铁环上有皮条把他们穿成一串,肩上扛了一条大口袋,有十丈长,能盛几万斤粮。他们就像大蜈蚣一样,成年累月在黄河码头到城里粮仓间往返不停。久而久之,成了一个奇特的人种,浑身上下都没有肉,只是在小腿上端有一块小足球大小的肌肉,还有一双两尺多长的大脚丫子;而手却因为老不用退化了,就如一对鸡翅膀。据说脚夫们的脚极为灵活,就用脚拿碗吃饭。粮食到了城里又要有人把它摊晒扬净才能入库,就有一批手持木锨的库丁,不分昼夜的扬场,最后也变成了大手小脚的奇特人种,出门就拿大顶。至于城市近郊的菜农,他们四肢并用,公家就发一条大皮带,让他们把腰牢牢束住,多干活少吃饭。后来长安的菜农的体形就变得无比性感,让人看了怦然心动,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就把菜地撂荒,跑到城里当******卫公把长安城建好了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当时长安城崭新崭新,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发明,远胜过证明费尔马定理、造出开平方的机器,因此他就向皇上建议说要把长安城更名为“新洛阳”。皇上一听,马上不尴不尬地笑了一下说:李卿,朕的都城叫这么个古怪名字,恐怕不大好。但是李卫公正在兴头上,还是继续讲他的理由――多年之前,他和红拂从洛阳城逃了出来,当时他就下了决心要建一座大城等等,所以叫这个名字有纪念意义等等,讲着讲着皇上就不见了。于是他就回自己的衙门去,丝毫也没看到皇上当时的模样,好像正在发疟子。皇上觉得这是两个可怜虫的古怪游戏,把它讲出嘴来实属肉麻。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呀,倒霉的李卫公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晚上下班时,刚一出门,路边跳出一个黑衣人来,砍了他一刀,正砍在钢盔上,火花乱冒,把他都砍楞了。幸亏当时正是大唐建国之初,不论文臣武将,出门都穿礼服。卫公的礼服不仅头上有钢盔,身上有铠甲,还佩有腰刀。他一面想:我设计长安时,可没把刺客这个行当设计进来呀!一面就去拔刀。但是他的卫士长站在他身后,一把按住他的手。李卫公急忙嚷了起来:有人刺杀我,快去逮他!那人却笑着说:没有哇!李卫公回头一看,那黑衣人正在前面飞跑,就急赤白脸的嚷嚷:还在那里!快去逮他!嚷了半天不见有人动弹。连忙回头一看,只见他的卫士长正在甩着手走开。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自己一想,白天和皇上胡扯了一阵,犯了错误。原来长安是皇上的都城,不是他的新洛阳。所以他回了家赶紧写辞职报告,皇上不准。再过了几天,卫公就病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的损失,因为要找卫公那么聪明的人,一时还找不到。而虬髯公在扶桑得到了这个消息却说:像这样一个只有点小聪明的不可靠分子居然钻进了国家的庙堂,只能说明大唐朝无人了。这种话别人讲出来就该打嘴巴,他讲就不同了。虬髯公后来活到了二百岁,在一百五十岁上还能御女成胎,统治扶桑一百余年,何止是百岁人瑞而已。但是当过他太子太孙的人就倒霉了。这些中日混血儿读过中华的典籍,一句都记不住,只记下了《论语》上的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长安建城之初,李卫公就这样一时兴之所至,在皇上面前胡扯八道,结果是挨了一刀,然后就蔫掉了。这个故事远比在这里讲到过的复杂,并且涉及到了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方面,暂时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事件作最简单的理解:李卫公造长安城,就如瓦特先生造他的蒸汽机。经过很多日夜的努力,蒸汽机终于造好了,运转自如,而且既不爆炸,也不大漏汽。瓦特先生很高兴,跑到大街上唱歌跳舞,抱住过路人亲吻,结果被警察打了一棒。这一律对于不列颠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烧煤的机器已经造了出来,烧汽油的机器一直要到得克萨斯的油田开发出来才有需要,所以打了也就打了,没什么损失。但是对卫公的一刀砍得却是太早了。当时他正在编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已经编了四课――一,皇上万岁;二,皇后万岁;三,王爷千岁;四,王妃千岁。假以时日,让他完成这项工作,就能从根本上防止大家想入非非。除此之外,他还有好多工作在朝气蓬勃地进行。假如全部完成,大家就不再需要想了。不想就不会非非。
想要防止想入非非,必须由最擅长想入非非的人来制定措施。李卫公正是合适的人选,有一段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办这件事,谁知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卫公开始整天迷迷登登的,裤挡里那直撅撅的东西也不见了。他再也不管长安城的事情。这座城市就如没人管照的院子一样,马上就长满了荒草。大家都把院子向大街上伸展,街道很快就变窄了,路边上的水沟里也有了积水。后来长安城里的地皮也不够了,开始出现了楼房。甚至在一些小巷里,人们不待批准。就用石板来铺地。照我的观点,这种事态和好多因素有关系,比方说,人口增多、商业发展等等。但是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卫公身上。好客人以为只要卫公能重振雄威,所有的事都能变好。前面提到有一位勇敢的女士给卫公做过blojob。当时她的确是想从卫公嘴里套出话来,但也有部分原因是要挽救长安城――只要卫公能直起来,长安城就有救了。后来她发现卫公那地方苦极了,其实那是黄连水的味道,但是她一点也没想到卫公有幽默感,只是摇头晃脑地背诵起孟夫子的名言: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卫公的那个地方要是不苦,倒是怪了。她想使自己聪明起来,就每天吃一副猪苦胆。吃到后来,一吃糖就觉得苦,吃饭也觉得苦,只好永远以胆汁佐餐。到了最后整个人都变成了绿的,所到之处,丈余方圆,全部笼罩在一片苦雨腥风之内。但是据我所知,卫公那地方的苦是假装的,所以她吃了那么多苦也没使自己聪明起来,相反,因为胆酸中毒,倒变得有点傻,换言之,白白变成绿色的了。不过她倒是因此成为了人瑞,被公认为大唐最伟大的史家,因为像这样怪模怪样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想要挽救长安城的还有大唐皇帝本人,他异想天开地研究了几本医药书,绘李靖开起药方来。有时候他派太监给卫公送去自己研制的“至宝三鞭酒”,但是这种酒他自己从来就不喝。那种药酒里除了像海马、鹿茸那样的壮阳药物之外,还泡进了各种动物的鞭,包括鹿鞭,虎鞭,大象鞭等等。为了保证疗效,他还让宣旨的太监当场倒出一碗,眼看着卫公喝下再回宫去。倒酒时卫公看到酒坛子里泡了整整一具猩猩鞭――那东西和男人的生殖器一模一样,酒是淡红色的,看上去好像是稀薄的血。味道就像洗咸肉的水,还有点陈腐的尿骚味。勉强喝下一碗,肠翻胃倒,脸色苍白,撑到太监离去,就狂呕起来。要不了十分钟,就变得面如死灰,双手冰凉。人都到了这个样子,还得不到红拂的同情。她说:该!谁让你装神弄鬼!至于卫公的同僚下属,对卫公的情况更是关心,从天南海北给他找来各种补药,但是他都不吃。可怜大唐的君臣都没发现症结所在。卫公直不起来,是因为那几个法国人做生意赔了本,关掉磨坊回乡去了,长安城里再没有长棒面包供应。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应该把那些法国人找回来,并且禁止在长安城里蒸馒头,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赔本,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长棒面包。但是这样做了之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因为卫公早就觉得活得太累,不想再干了。人要是动了这种念头,不管是至宝三鞭酒,blojob,还是长棒面包都不能让他重振雄威。
李卫公精神不振,大家把这笔帐记到了红拂帐上,最起码是她没把卫公的伙食管理好。除此之外,皇上也说过:“这小子(指李卫公)还有用,不该拿刀去砍他。”但是这话大家没有听到。因为这个缘故、皇帝就派御厨接管了卫公的伙房,从那一天开始。卫公吃的每一口肉里都有骨头,蔬菜也大多是竹笋一类看起来挺然翘然的东西。他餐桌上最常见的是炸鸡腿,整根烧的猪肘子,而且端上桌时还是竖直的立在盘子里。给他吃的饭也都硬得厉害,几乎是生米。偶尔卫公提出要吃顿面条,那些面条像钢丝一样硬。御厨一滴滴往面粉里加水,和成了世界上最硬的面团,又用斧子砍成面条,卫公吃了几口,险些噎死。以后他再也不敢说要吃面条。但是给他吃的烙饼也像鞋底子一样硬,他一有机会就从餐桌上偷走几张,让红拂给他揣在怀里,捂软了再吃。
现在可以说说丧失了卫公的管理之后,长安城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大街小巷都铺上了石板,好像一些乌龟壳。大街两面都是铺面房,那种房子正面都是木头门板,年代一久,被油泥完全糊住。屋檐几乎要在街面上空汇合,所以街上非常之暗,只有铺街的石板上反射着一点点天光。万一失了火,就要烧掉半个长安城,而卫公管事时,失了火只能烧掉一条街,这就是区别所在。偶尔有一个***穿着短得不像话的裙子,露出了洁白无疵的两条腿,踏着钉了铁掌的木屐从街上快速的跑过,留下一街的火星,让大家看了都很过瘾。在卫公管事的时候决不准女人露着大腿在街上跑,这也是区别之所在。卫公管事的时候规定了良家妇女上街必须穿三条裙子,衬裙和围裙可以比较短,但是主要的裙子必须长及地面。而**上街必须穿六条裙子,每一条都得长及地面,所以脱起来甚为麻烦。谁穿的裙子不足此数或者超过了此数,就要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打以前先要用磁石吸她一下,看看裙子里是否夹带了铁板。这些规定让卫公绞尽了脑汁,因为就连女人穿裙子数都要有典籍依据,或者是从数学上证明。但是老百姓偏不体谅他的苦心,专门来找麻烦。有一个服装商生产了一种裙子,下面有三层滚边,看上去是三条裙子,其实只是一条――不就是想省几尺布吗。还有个商人生产了一种护臀板,是木头做的,磁石吸不出来,但是打上去梆梆响――不就是怕打吗。卫公也怪不容易的了,你让他打两下子怕啥。
出了这种事,卫公又规定遇到屁股上有木板的女人,掌杖的衙役必须用三倍的力气来打,连木板带屁股一起打烂。但是那些衙役又抱怨说粮食不够吃。由此你就知道大唐朝的长安城里,各种人都有粮食定量,和后来的bj城一样。在后来的bj城里,牙医吃钳工的定量,乐团吹大号的吃翻砂工的定量,规定得十分合理。而在长安城里打女人屁股的衙役原来吃中等体力劳动的定量,因为女人往屁股上垫木板长到了重体力劳动,那些人还不知足,说是抡棍子打木板,撞得手上起了血泡,肩膀也疼,这两种毛病应当算是职业病。按大唐的劳保条例,职业病应当全薪疗养。手上打了泡就可以吃干薪,实在太便宜。卫公想了半天,决定发衙役几双线手套,而那些衙役领了回家,交给老婆拆了织袜子。这说明那些衙役根本就不怕手上打泡,而是以血泡为说辞,向公家要更好的待遇。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吵得卫公脑子疼。最后他装病躺倒不干了。长安城没有了他,就变成这个鬼样子――想穿什么裙子就穿什么裙子,想多长就多长。又有一些老百姓说,这简直是在毒害青少年。群众来信成麻袋的寄往卫公府上,但是他只睁一只眼,所以连看都不看,就把信送到厨房烧火了。
卫公病了乃至死了以后,他制定的各种制度依然在乱七八糟的起作用。比方说,红拂要自杀,经过了各级机构的批准,皇上已经派了魏老婆子来办这件事,为了让她死后更好看些,正在把她倒吊在房梁上,这时老有人到门口找她。这时候只好把她从梁上放下来,把她搀到门口一看,是几个糟老头子,是从市政司或者其它鬼衙门来的,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道:卫公遗制,皇上恩准,寡妇殉节本司有一份福利。李张氏签字收领,谢恩!这就是制度的作用。小孙在图书馆工作,每月领两副套袖,回来当抹布擦桌子。福利就是不管你用着用不着都要发下去。再看那些福利,或者是陈仓老米,本身是大米,却黄澄澄的像玉米;或者是干的咸鲐鲅鱼,不知有多少年头了,绿的地方是霉,不绿的地方一片金黄。咸鱼发了黄,就是哈喇了,带有一股桐油味。再不然就是一口柳木棺材,板子薄得透明。红拂一面签字一面骂道:这个老鳖头子,他死了倒干净(这是骂卫公)。魏大娘,给我拿个垫子来。魏老婆子问:要垫子干什么?她说:******,跪下谢恩呀!后来回到屋里去,一面被倒挂上房梁,一面说:魏大娘,看来咱们得用个滑车了。后来她又在房梁上大头朝下的说道:姓李的这家伙是自己作死,把我也连累了。照她看来,李卫公既然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就不该去装神弄鬼。而皇上知道了这些话,就为自己辩护道:我早就知道李靖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但是我现在正用得着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头头面前,装神弄鬼是没有用的。李卫公的种种小聪明,早就被头头们识破了,他应该为不诚实付出代价,但还没到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群众,我不相信头头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编出来吓唬我们的。
我把卫公的故事都写完了,但还是不知道怎样来评价卫公,正如我活到了四十岁,还是不知道怎样评价自己一样。我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平面几何,以《几何原本》为课本,以rb人长泽龟之助的《几何学辞典》作为习题集――独自坐在一间房子里,面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咬着铅笔杆――像这样的经历卫公也有过,不过是读波斯文的《几何原本》,用波斯人写的习题书。这和就着《朱子集注》读《论语》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极为愉快的经历,后者则令人痛苦。虽然有这样的共同经历,我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他。他是这样的喜欢演戏,像个演员一样活在世界上。这一点我永远都学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像个演员活着利益更大,也没有比这危险更大的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