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78年 二叔 大河沿镇

云上芥蚁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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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大河沿的冬天奇冷无比。

    大河沿车站,距闻名天下的“火洲”吐鲁番60公里,此时还没有被叫做吐鲁番火车站,其实不过是一个转运站,是铁路出疆的必经之地。

    说是大河沿,但目光所及除了戈壁滩见不到一滴水。或许,“大河”只是一个传说或是一个美梦?

    天气阴沉,小小的火车站周围,是用帆布盖着的一堆堆货物,柴油桶,大豆,钢材,水泥,玻璃,每堆货物旁都支着一顶帐篷,有些帐篷烧了火炉,拉了电灯,有光亮从帐篷的缝隙中透出,可以听到里面有人在谈笑,有些帐篷则黑压压的,无一丝响动。

    离帐篷不远,是一个挺气派的大房子,这就是火车站的核心建筑—候车室。

    还有15天就是大年初一。

    难熬的一晚即将过去,天空已暗暗地透出亮光。

    候车室里东一堆,西一堆围坐着灰头土脸的乘客。这些人,基本上来自“南北疆”中的南疆。从塔里木沙漠绿洲中的兵团连队,从库鲁克山中的煤矿,从博斯腾湖的芦苇荡中,做驴车,换马车,“飘大厢”,再转长途汽车,行程上千公里,然后再排几天几夜的队,拿到一张小小纸片,在候车室充满希望地挨冻,再经过火车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回到久别的—也许是几十年的“老家”。

    偌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个铁皮炉子,饶是炉子烧的通红,但候车室里仍然寒气逼人。围着铁皮炉子坐着的是一群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男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着,吐痰,抽烟。其中有一个穿大头鞋,披军大衣的头发乱蓬蓬,留两撇小胡须的大个子分外抢眼,他卷了一支大号的莫合烟,“大喇叭”在嘴唇里忽左忽右,让人时刻担心烧着那两撇胡须,大概烟叶不好,“大喇叭”老熄灭,一旁的一个胖子讨好地不停用火柴去帮他点烟,大个子最后不耐烦了,懊恼地将纸烟掷到铁炉上,纸烟“呼”地腾起一朵火苗,很快就化为一撮灰烬。

    这群人霸占了候车室最暖和的位置,都穿大头鞋,有的穿蓝帆布棉袄,有的穿军大衣,眼神精明又有一种见过世面的傲气。候车室里其他人只好不停地跺脚,搓手,悻悻地拿眼角不时扫一眼那帮人,但谁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妈的,货再不到,走他娘的!”“对头!这样熬下去,硬是大姑娘熬成个老婆娘!”这群人操着各种口音,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他们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望一望那个大个子,仿佛催着大个子快点表态。大个子眼皮耷拉着,谁也不看,自顾自吹手里的不知谁递来的一碗开水。

    “快!快!师傅们,车快开过去,货到了!”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老头冲进候车室,大声嚷嚷着。

    不待吩咐,那群人争先恐后地向候车室外跑,转眼火炉旁只剩几个条凳。候车室余下的人愣了一下,立即开始了抢座大战,有用包袱占座位的,有张着两手拦其他人的,有焦急地呼唤小孩的,候车室一时乱成一锅粥。

    “让开,让开,加煤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操着一口河南腔,双手托举着一个破旧的脸盆,向人堆挤去。人们纷纷躲避,青年挤进人堆,放下脸盆,脸盆里却是半盆碎石子,青年将脸盆反扣,利落地坐在脸盆上,将手急不可耐地伸向火炉,火炉周围的人们一愣,紧接着笑骂起来。片刻,青年缓过精神,也不做声,从口袋里掏出个馒头,馒头已冻得梆硬,青年随手从地上捡起三块石子,将石子放在炉盘上,然后仔细将馒头放在石子上,慢慢地烤起来。

    窗外越来越明了,又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了。候车室的人们纷纷拿出了干粮,填补早已饥肠辘辘的身体。穷家富路,即将回到故乡的人们是对自己慷慨的,他们拿出了各种各样的吃食:咸鸭蛋,锅盔,煎饼,面包,馕……,几天的候车生活已经按照地域、民族、组织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凝聚力形成几个圈子,互相谦让着吃食,打听着对方的车次,计算着到家的日期,探听着各地的奇闻异事,整个候车室像个闹哄哄的大市场。

    青年已经将馒头煨热,轻轻掰下一块,递进嘴里,半响脖子艰难地一伸,将面团干咽了下去。他的眼睛晶亮,但并没有用那双眼睛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看着手里的那块馒头,仿佛那馒头隐藏了全世界的秘密。

    半小时后,候车室里的人们将挤上一节节绿皮火车,奔向各自的故乡;而他将会面对未知的命运,一步步地往下走。

    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那是个最好的年代。对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在这里总会找到一条活路。他的人生,将永远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老家”,一部分叫“新疆”。

    “哎,小伙子,装货的活干不干?”候车室里的遇见的一个司机急吼吼地向青年喊。

    “咋算账?”

    “管两个大馍,一块五毛钱。”

    有活才能活,这是个真理。“活”是个巨大的变压器,要把这个庞然大物装到俗称“黑头卡”的老解放上对装卸者来说是个艰巨的挑战。

    十根碗口粗的松木已经搭在车帮上,粗壮的牛毛绳把变压器绑的结结实实,八个司机喊起了号子,一起发力往车厢上拉,可是变压器纹丝不动。撬杠,吊葫芦全用上了,谁也没招,折腾半小时后,司机们都泄气了。青年忽然想起老家上梁,实在太重就堆土堆往上拉;这里显然不能堆土堆,但是可以往下挖啊,挖个沟车开下去,然后变压器就可以轻易地拉上车了。

    青年给领头的一说,领头的说办法是好办法,但是恁冷的天,又都是石子,那么大的量,谁干啊?青年说,我干啊,十块!领头的说,你可想清楚,最少有二十方的量,明早前必须挖好,挖不好不给钱!说罢将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扔给了青年。

    青年刚才在车厢上已经把地势看好了,变压器的侧方有不小的一个坑,这样可以省不少力气,坑里是碎石子,应该好挖。

    下午7点了,太阳已经偏西,冷风隐隐地刮起来了,棉袄里出的汗水被冷风一激透心的凉。青年用铁锹把量了一下车高,还差两尺,按这速度,至少还要挖两小时。他的意识有点模糊,实在是挖不动了。可是一张明晃晃的大团结在前面等着呢,每挖一锹仿佛就近一点。

    许久,一团手电的光晕照在青年的脸上,是领头的那人。他朝青年赞许地点点头,“小伙子,不是孬种!我看这样就行了,明早我多叫两个人帮忙,早点歇着吧,工钱少不了你的!”

    “师傅,你们这是去哪?”

    “克拉玛依啊,给油田送的!”

    “能捎上我吗?”

    “中啊,但是只能挤在变压器旁凑合喽!”

    这就是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像被搅乱得蚁窝,每个人都急迫地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被动推动或主动寻找的过程中,生存的空间被最大限度地挤压并打开,某个不确定的信息,某个偶遇的人,就轻易地改变了你的人生走向,你命运的骰子被高高地抛起,不待翻滚,可能就掉到了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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