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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的生日，早饭时妈妈交给我们哥仨一人一个煮鸡蛋。在我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七个孩子不管是谁过生日，除了过生日的那个人可以享用一个煮鸡蛋外，我们哥仨都可以跟着享用一个。这样一年之中，姐姐们只能在自己生日当天可以吃到一个煮鸡蛋，我们哥仨则可以吃到七个。我二姑家住郭家渡，算起来一共有八个侄子。二姑特别喜欢我和二哥，因为只有我们小哥俩天资聪颖，更加惹人喜爱。二姑由于积劳成疾后背驼得特别厉害，她腰椎的弯屈度差不多达到90度。小麦、水稻长起来时，二姑一个人走在田埂上外面几乎看不出她来。只要二姑来到我家或者我去了二姑家，别的没有，二姑总是会煮一两个鸡蛋给我。所以有时候实在是馋了，哪怕是放学的一小会儿，我也会特地跑到二姑家，揣上煮好的鸡蛋后再往家跑。
上午去学校时同学们都不用背着书包了，每个人都挎着一个竹篮，拿着一把小铲锹，这是因为今天是全校停课劳动的一天，项目就是铲草。小操场上红旗飘飘，有的班级已经迫不及待的排好了队。小鸽子老师是城里人，体力劳动当然不行，但是组织同学们劳动的工作可不马虎。她不停地招呼着大家说：“都快点吧，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
校长得到各班班主任报告，知道人员都到齐了，于是发出了号令：“全体出发，去双阳河边乘船。”
少先队干部们都在发布口令，同学们排队向着东面的双阳河边走去。那里一遛停靠了十几条小船，大家按照年级、班级各自上船，今天的目的地是范汊镇蔬菜大队。
船队在双阳河里航行，同学们也是一路欢声笑语。我时不时地伸进口袋里摸摸那几块饼干，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到了地方后同学们纷纷跳下船四散跑开，一个个的向着荒草跑去。大家蹲下身子，右手用小铲锹铲草，左手不停的摔打粘在草根上的泥土，然后装进篮子里。今天劳动的评价方式是称重，看每个同学铲了多少重量的草。有些同学就耍心眼了，故意不把草根上的泥土甩干净，这样分量就重了不少。但是老师们也是很有经验的，草的体积与重量不成比例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不很多同学兴冲冲的去称草，回来时又如霜打的茄子一样。
一阵激烈的劳动过后，我才想起了口袋里的饼干。可是掏出来一看，因为一直蹲在那铲草，饼干全都碎成了渣。再送给小鸽子老师吃肯定是不行了，但我也不舍得浪费。于是小脏手从口袋里掏出了饼干碎渣，一点点地送进了嘴里，不过感觉饼干的味道倒是没有什么两样。一直到了下午，同学们才乘船返回，几条小船上装着堆得满满的野草。早上来时满船的欢笑声不见了，大部分同学因为过于疲劳而无精打采。
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又过了几天学校要组织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了。之前在钟老师和小鸽子老师的指导下，我参加了几个节目的排练。其中的一个节目是表演唱，是由雪月、庆生、小芳和我四个人说说唱唱地进行表演，其中的几句台词是这样的，“我是陆军本领强，爬山过海打豺狼。我是海军胆儿壮，乘风破浪奔驰在大海洋……”
同学们来到学校，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小包袱模仿解放军战士们的背包，手上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手枪、长枪，不过不管是什么枪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一天所有的少先队干部都还有另一个称呼。大队长叫连长，中队长叫排长，小队长叫班长，有的同学还是侦察兵。连长肯定是最大的官了，因为生产大队才有民兵连长，民兵连长有支冲锋枪，那可是真家伙，可神气了，你一个小孩子难道还比大队民兵连长的官还要大吗？参加拉练的学生必须步行，几乎是绕着整个公社走一圈，但是后勤人员和小演员们可以坐船，提前到达下一个宿营地埋锅做饭或者搭台演戏。
第一个宿营地是乔港，双阳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全校师生都集中到了这里，黑压压的一片。校长头戴伪装帽，腰上扎着皮带，正在指挥着同学们搞“武装对抗”。一队“侦察兵”同学们头上戴着柳条帽子，全部哈着腰神秘兮兮地往村子里的方向搜索。他们先是在地里匍匐前进，接近村子时才直起腰来。在村口“侦察兵”与对方的“哨兵”短兵相接，于是同学们全部端起了枪，嘴里“嘟嘟嘟”地开着枪向前冲锋。
战斗结束后，在河边埋锅做饭的炊事员高声喊道：“开饭了，开饭了。”于是各个班级派出代表过来抬饭，所有的师生就在这双阳河边，在漫天风沙中吃了一顿战备饭。大家吃饭的同时，我们就开始演出。饭后野营拉练继续进行，目的地是公社大礼堂外的露天舞台，那里是此次野营拉练的终点，我们演出队还将在那里表演别的节目。
下午三点钟左右，学校拉练的队伍全部集中到了公社大礼堂外的露天舞台广场，师生们全部坐在地下观看台上的节目。表演节目的全是草庵学校的学生，内容不一定精彩，表演也很稚嫩，只是以资疲惫的师生们一乐而已。我表演完节目刚要下台，就听到台下一阵骚动。原来是有一辆摩托车要经过舞台前的道路，而道路上现在全是拉练回来的师生，主要的是包括我在内所有在场的师生，都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摩托车。舞台上的演出停止了，道路上的师生紧紧围着摩托车。连校长、钟老师、小鸽子老师也从后台飞跑过来仔细地瞧着，黄老师也爬上墙头远远地看着。过了一会儿，校长感到这样有点不妥，才让同学们赶快避让。摩托车已经驶出去好远了，现场才逐渐恢复平静。
有一天回家，我看到父亲和二哥志国蹲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旁。两个人说说笑笑，二哥高兴的合不拢嘴。我感到好奇也走到一旁观看，这时我父亲说道：“你别瞎动哈，这辆自行车是给你二哥买的。”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这是在给自己下通知呢，意思是说家里这辆新的自行车是买给二哥的，别的人可就别想骑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心里才有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自己必须尽快的学会骑自行车。要想学骑自行车不知有多难啊。首先你得有自行车吧，你看家里虽然有一辆自行车了，但父亲已经明确的告知我不能碰，其他人就更不能碰了。那还有什么办法才能骑上自行车呢？我的小脑袋瓜飞速的转动，终于想到了办法。那就是让有自行车的亲戚来自己家里吃饭，趁他们和父亲喝酒吃饭的功夫，自己偷偷推出去学习一下。这个主意好，那先请谁来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公社兽医站的兽医陈德男。为什么想到他？是因为春节前庄上老巴子家的牛吃了钉子的事陈德男刚刚来过，对他有点印象。再就是陈德男是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他的自行车是公家的，骑骑应该没啥问题。
一天下午学校没课，我从家里偷偷溜出来，沿着双阳河边一直走到了东江镇，在公社兽医站门口蹓跶来蹓跶去，目的就是想引起陈德男的注意。也正巧陈德男从外面出诊回来，在兽医站门口下车时发现了我。
“这不是志强吗，你怎么在这？”
“哦，哥，我没事，在这玩呢。”论辈分排行，我叫陈德男为兄。
“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是不是你们家有事找我啊？”
“没有，没有。”
眼看陈德男推着自行车走进了小院，再不说出来他就要进屋了，我心想还是快点切入正题吧，说：“哥，你怎么不去我家了呀？有空去玩吧。”
“好，好，有空一定去。”
说着陈德男就推着自行车到了兽医站小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前，架起自行车进了屋。我也像完成任务似的，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
别说，这招还真管用，没过几天陈德男在去出诊的途中，顺道就拐到了我家。我母亲一见有亲戚上门马上张罗着准备饭菜，趁我父亲和陈德男喝酒吃饭的时候，我三姐先是把自行车搬到了距离家门口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才蹬开支架，由我推着自行车就走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怕推自行车时，它的链条会发出清晰的声响。我骑在上面学车，三姐一直在后面扶着。我们先是在打谷场，后来因为怕摔倒了，于是又进了一条无水的干渠底，就这样练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基本上掌握了骑自行车的要领。等我们满头大汗地把自行车骑回来悄悄架在原地时，陈德男还没有吃完饭呢。我看着三姐，直后悔回来太早了，少骑了不少时间。后来家里又陆续来过几个有自行车的亲戚，我如法炮制，偷偷的出去学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技术突飞猛进。
也许正因为开始阶段进展太过顺利了，导致我在学骑自行车这个问题上头脑膨胀，接连发生了两次不大不小的“车祸”。一次是在学校操场上骑车，由于转弯技术不够老练，当自行车快要直接撞向教室外的窗台时，怎么也转不过弯来。等到临近窗台时才突然转向，导致我的右手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皮肉被水泥窗台深深的划伤。另一次是刹车技巧掌握不当，而且是从高高的大拱桥上下行时没有有效的控制初速度，结果是经过一段50多米长的坡道下桥的自行车，速度越来越快，直接冲进了路边的水渠里。自行车的链条断了，我自己也受了伤。
此时我四姐还是公社文工团团员，她们全都住在公社大院里。文工团有一间大大的排练室，里面有不少男男女女的演员，成天都在那里吊嗓子、练动作。她们演出的剧目大多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我四姐为了保护嗓子，经过母亲特许，每天可以使用一个鸡蛋的蛋清，就这样生生地喝进去。我估计这个方法也没什么效果，或者说根本就不科学，因为四姐的嗓音越来越不好了。正如当年的张兰一样也“倒嗓子”了，主角总是与她失之交臂。我二哥志国自小得到父亲的教导，对二胡、竹笛等民族乐器比较喜欢，所以他经常来到文工团，主要是向团里的器乐师们学习二胡、板胡、京胡和笛子的演奏技巧。我也经常来，我来的目的要更单纯的多。在我看来公社食堂里的蒸米饭比家里大锅煮米饭吃起来味道更好，而且每天的青菜汤里除了油花子多点外，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漂着的猪大油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