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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室门口，我的小舅与中华、四姐不知在说着什么开心的事，有时还能笑出声来。一边的我和二表哥中国就等得有些焦急了，不时地探头往公路远处张望。这时远远的传来了几声汽笛声，原本坐在候车室里的以及站在门外的人们全都拥进小广场，向公路方向跑了几步。一辆天蓝色的大客车快速的驶进了小广场，车窗里大舅妈在向外招手，大家一起围着车窗跟着尚未停稳的大客车运动。“噗嗤”一声，客车收了刹车，车门打开，远方的客人陆续下车。我的大舅妈、小姨、小姨家的女儿朝霞、大儿子英俊也下了车，大家相互打着招呼。大舅则站在车侧，等着梯子准备取回他们带回来的行李。行李全部放在客车的顶棚上，一张大网牢牢的罩在大小不一的箱包上。
一名车站工作人员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扛着一把木梯子架到车身上，试了试稳当，然后大家争先恐后的爬上去，取回了属于自己的行李。中华刚往上爬，大舅一把拉住了他，说：“中华，你不要上去了，你又不认识我们的东西。”大舅自己爬上去，一个一个的递下了五六个大小不等、新旧不一、形状不同的包包。小舅和大表哥中华来的时候已经带了扁担，他们就把大一点的、沉一点的包包用绳子缠到扁担两头挑在肩上，那些小一点的行李则由四姐、中国和我背着。我倒不是纯粹因为热情，可能更多的则是惦记着哪个包包里面会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行人从范汊镇南头汽车站穿过繁华古朴的街道出了古镇，又沿着双阳河畔的土路，大约要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能回到村子。按照风俗，大舅舅回来后的第一站，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去小舅舅家落脚的。因为当时外婆住在小舅家，即便外婆住在我家或者外婆已经故去，大舅回来的第一站依然不会改变。因为此刻小舅舅家就代表着大舅舅自己的故里，这就是风俗的习惯和力量。
看到大舅舅、小姨回来了，乜北小队的村民们陆续过来问候。我大舅已经从当年的一个小组长成长为上海一家国企的负责人了，与人交流是他的强项。大舅不停的给村民们奉上香烟，和年长的坐在一起说起话来半天也不挪一下屁股。大舅妈和小姨也忙着与村里人客套寒暄，我感到此刻如果还等着大舅他们打开包袱，找出好吃的东西给我恐怕是不可能了，于是悻悻的跳过小河中的堤坝回到了家里。
我母亲见到我回来了便问道：“大舅舅、姨娘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
“朝霞和英俊呢？”
“也回来了。”
妈妈不再问什么，而是继续给棉被缝上护头。护头就是在棉被被头的位置上额外再缝上一条毛巾或一块白布，这样被子盖的时间长了即使弄脏了，只需要拆下那个护头清洗一下，而不需要把整个被面全部拆下来进行清洗。我看到母亲在做这些有些不解，问道：“妈，他们全在小舅舅家了，你还弄这个干什么？”
我母亲：“你懂什么？他们晚上一定是会有人来我们家睡觉的。”
我还是有点不解，但也充满了期待。农村的小孩子都希望外地亲戚住在自己家里，有亲戚来家里肯定会吃得好点，就连父母对孩子们的态度也会与平时大不一样。而且亲戚也不会空手而来，这就不言自明了。
我真的就在那一直期待着，大约晚饭过后不久，我大舅、大舅妈、小姨、朝霞、英俊在小舅舅和小舅妈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我看到小姨的手上还拎了个包包，看上去有点沉，就暗暗窃喜感觉里面好吃的东西肯定不少。我父亲早年与大舅一同在上海工作，后来又是子舅关系，但是表面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的客套和热情。彼此寒暄过后，大舅召集大人们坐在一起，他们又要开始谈心了。在我的印象中，大舅每次回来总是和大家谈心、做思想工作，有时一谈就到深夜。我从来没有耐心，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所以不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我的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希望他们的谈话早点结束，那么从上海带回来的所有好吃的东西，该拿出来就拿出来吧。所以我依偎在小姨的身旁，于是也基本听懂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
大舅：“我和小妹每月给老太太20元钱，你们两家摊吧。”
大舅还没说完，我小舅妈就抢上了话，说：“大阿哥，这个怎么摊呀？有些帐根本就不好算的。”
小舅连忙制止道：“算什么算呀？很多事还不是大姐做的吗？”
小姨：“我也听说了，不管阿妈住在哪里，洗洗涮涮的事基本上都是大姐做的。小嫂，这个你也该心里清爽吧？”
我母亲：“那是我妈，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管你们哥哥、妹妹贴不贴钱，没钱我还不伺候老妈了吗？”
我父亲一直低头不语，他心里明白，我们家人口多，而且又是半路从上海回到龙城，又从龙城回到乜家厦的。俗话说，搬一次家穷三年。我们这次接连搬了两次家呀，家里底子薄。每月上海来的这20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个十分重要的补充，全家人辛苦一年的“分岁”也只有100多块钱。但自己毕竟是个女婿，有些话还是说不出口。
大舅可能也看出了我父亲的心思，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父亲的手。
我大舅：“老二，你说说，你是什么意见？”
我父亲：“我没有意见，怎么都行，你们定吧。”
小舅妈又抢着说：“不管老太太住在谁家，上海来的钱都必须先寄给我们。如果要给大姐的话，也得由我们再交给大姐。”
大舅妈：“弟妹呀，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舅妈：“谁知道大姐怎么对待老太太？况且大姐家也不是只有大姐一个人。”
一听到小舅妈说的这句话，我父亲“啪”的一声一拍大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道：“你再说一遍！那就把老太太送过来我们养，钱我们不要。”
大舅舅、大舅妈见状连忙过来拉住我父亲，他们说：“老二，别生气嘛，坐下说。”
大舅舅、大舅妈、小姨心里都明镜似的，我这瘫痪在床的外婆全靠着我母亲照顾呢。我母亲每天早一趟晚一趟的，端茶喂饭、接屎倒尿、擦身子，把换下来的衣服卷起来带走，等洗净缝补好了再送过来。头发长了剪头发，指甲长了绞指甲。家里有一口好吃的也要想着送过来。要不是有我母亲，单单靠我那嘴奸事滑的小舅妈，也许外婆早就去了西天。
明明知道我小舅妈争的不是老妈而是那20元钱，可一头是妹妹，一头是弟媳，也把他们给难住了。而且按照当地的风俗，老人终归是要在儿子家养老送终的。所以说，这服侍老人的每月20元钱，已经超出了金钱的范围，里面还有着风俗、传统的力量。对此，大舅舅、大舅妈、小姨他们都在犯愁。
这时小姨说话了，她说：“我看这样吧，两家轮流着来，一家一个月，20块钱跟人走，阿妈在谁家钱就给谁。”
大舅妈一听感到是个好主意，说：“小娣，你的这个主意好。”
小舅妈不干了，昂着头问道：“我们难道不能养吗？我也没说不养啊，为什么要轮流啊？”
大舅生气地指着小舅妈说：“你住嘴吧，全交给你，要不了几天，阿妈就得上西天。就这么定了，轮流，钱随人走。”
小舅妈看大局已定，气呼呼地站起身一个人走了。
小姨：“你们看，这是什么人呀？”
小舅舅摆摆手说：“不要管她，她就是这样的人。”
大舅转头对着小舅，说道：“小锁子，不是说你，这老婆也得管管啊。”
小舅：“哥，你放心吧。”
大舅妈手一扬，说道：“大锁子，老婆要你管什么了呀？”
我大舅立马满脸堆笑的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大舅的小名叫大锁子，小舅的小名叫小锁子，大舅夫妇没有子嗣，原因不详。但大舅夫妇感情很好，不是大舅惧内，反正大舅总是乐呵呵的接受和采纳大舅妈的任何意见。
大舅妈伸了伸懒腰，说：“跑了一天也太累了，准备睡觉吧。大锁子，我们今晚都在大娣这住吧。”
我母亲的小名叫大娣，小姨的小名叫小娣。我母亲听到大嫂这么一说当然高兴了，于是接上了话说：“好呀，大阿姐，只是……”
我大舅：“不行啊，哪能呢，我们两个必须回到小锁子家去住，就让小娣他们三个人住在这儿吧。”
小舅：“我家那里都准备好了的，全去也能住得开的。”
大舅妈抬头看着大舅说：“我知道你是在乎那些个规矩，我还真懒得动了。”
最后还是按我大舅的意见办了。大舅、小舅、大舅妈他们走后，小姨拉开包包，从里面掏出了奶糖、苹果、饼干等给了我们哥仨。盼呀盼，从范汊到家里，从早上到晚上，终于盼到了上海带来的好吃的。
这时我父亲准备出门了，英俊问了声说：“大姨夫，你这是去哪呀？”
“我去队上南头的牛场看牛。”
“看牛？”
“是啊。”
“是和牛睡觉吗？”
“哈哈，是和牛睡在同一个房子里。”
“好啊，”英俊一把拉住他姐姐朝霞的手，说：“阿姐，要不要去和牛睡觉啊？”
朝霞一甩手，说：“什么话呀？和牛睡觉，怎么这么难听？”
英俊：“就是去看牛。”
朝霞听到是这个意思，一下子来了精神，说：“好呀，好呀”。
英俊转头朝向我父亲说道：“大姨父，你别去了，我们去。”
我父亲：“你们去？”
英俊：“是啊。”
我父亲：“那好啊。”
我父亲转向四姐说：“你和志强陪着他们一起去，夜里记得给牛加点草料。”
四姐：“好。”
这样四姐、朝霞、英俊和我提着个马灯抱着枕头、被子向南头牛场走去。南头牛场就是在村子南头打谷场边的一间房子，里面拴着队里集体伺养的几头水牛。几户替村集体养牛的人家轮流派人去过夜看着牛，夜里喂喂草，也防止被小偷偷走了牛。到了牛场，朝霞、英俊围着水牛转转摸摸了半天，然后大家手忙脚乱地在地上铺上了厚厚的稻草，一个个的钻进了被窝。一开始还东拉西扯的，不大一会儿就传来了朝霞、英俊轻微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英俊一会儿爬上水牛背，装着个策马扬鞭的姿势，一会儿又给牛添加草料，然后几个人回到了我家吃早饭。大家吃着早饭说说笑笑，这时队长阿龙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庄上的人给阿龙起了个外号叫“虚巴子”，意思就是他办事不太稳当，懵头巴虚的意思。正常情况下他说话还算利索，情绪稍微激动的时候就有点结结巴巴了。这不，阿龙人还没站稳，就说上了话。他说：“不，不行，不行了。”
阿龙的话听得大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父亲抬起头问道：“什么不行了？”
“牛不行了。”
“牛怎么了？”
“牛，牛不吃草了。”
“牛不吃草有什么奇怪的，那就是吃饱了呗。”
“不，不像。”
“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说明白？”
阿龙憋了一口气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冒出一句，说：“我哪知道唉。”
我父亲：“好，我现在就和你去看看。”
说着，我父亲放下了碗筷，跟着阿龙急匆匆地向南头牛场走去。到了牛场，我父亲试了试水牛的鼻息，又摸了摸水牛的肚皮，还试着喂了点草料，水牛都没什么反应。我父亲从龙城回到乜家厦后，就养起了队里的一头水牛。水牛成了他劳动的工具，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几年下来，他对牛的习性比一般人要明白得多。他这左试右试的，心里已经明白这头水牛不行了。我父亲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