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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浦坐在电脑前，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呷了一口茶，醒醒脑，心里忽然一动，随即打开抽屉翻弄，在笔记本、钥匙圈、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个中式信封。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写的都是繁体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
想起来，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看过了，随手往抽屉里一丢，没有还给阿陶。
阿陶自小喜欢古玩，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经常前来请教。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
记得那天，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手抖了几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李安浦。
“这是从台湾寄来的……他说，他过几天要来谷安，找几个文化人聊聊。我认识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谁寄给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湾人？”
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十几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表叔”。没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
“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想来谷安投资吗？”
“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肤白皙，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很有些儒雅风度。
阿陶陪着表叔，来到博物馆。一见面，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
“李馆长，久仰，久仰！我听阿陶介绍，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我叫黄春明，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写过小说，编过电影，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吗？”
黄春明显得自来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说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请哪些客人，定哪家饭店，点哪些酒菜。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
阿陶在一边也说：“李馆长，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其实并不多。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老画家米祚之，他的儿子米诚，画家杨不二，书法家倪府田，《谷安报》记者兼作家文栋，自己也算一个。加上阿陶和黄春明，也就八九个人吧。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黄春明非常健谈，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问题少年”，后来去美国留学，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无情。他所讲得这些，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
作家文栋喝了几盅酒，脸颊一下子涨红了，心里兴奋，话语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将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签上名，托阿陶送给黄先生，请黄先生多多指教。谁知，黄先生读了一个多小时，一见面就说了几条意见，令他耳目为之一新。
“如果你的视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黄春明思忖片刻，又说，“你再努力一下，两年后，我可以帮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说集。但必须在两年以后。”
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文栋觉得，他肯定是让自己在这两年内再努一把力，写得更成熟些，心里很是感激。玩了十几年小说，出书的酸甜苦辣他是尝够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后再也不出书了！可是，写了书没办法出版，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屁用！没料想，阿陶的这位台湾表叔颇具慧眼，答应帮助自己出书。文栋悄悄地观察着黄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诈的成份，一举一动，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来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会说在两年以后。
文栋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栋虽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没有将他当一回事。今天却不能不对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他嘿嘿地笑着，显得分外豪爽，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畅处，黄春明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他说，他在台北福州街黄金地段开办了一家博雅斋画廊，希望能把诸位画家的佳作拿去，开一个水墨画展。
“是博雅斋，不是不雅斋——这名字可不能听错啦！嗯，考虑到海峡两岸的情况不同，加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方便，诸位的作品我只能在台北装裱，不管能否卖掉，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还是一次性买断，免得有什么后遗症。至于价格嘛，我们一起商议……”
阿陶插嘴道：“价格总归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来乍到，对大陆的行情一无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辈，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说,“我的画存得不多。这些年政府部门拿了一些，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给我一些报酬。我本身有工资，所以从不计较……”
米诚听了，却喜形于色。他也向父亲学画，却进步不快，这几年正渐渐转向书画交易，很想去海外开办一家画廊，所以比较关注台湾香港等地的画廊经营情况，曾读过多本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杂志。他拉了拉坐在一边的杨不二的手臂，说：
“我爸爸的画，特别是江南水乡题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这一路的，可以给他。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到这个价……”
他在桌子边伸出手，迅速比划了一下。
杨不二笑笑，没有说什么。
大约在两个月后，谷安的几位画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请柬上这样印着：“台北博雅斋画廊定于夏历八月初十（阳历9月22日）举办大陆江南水乡水墨画展，恭请莅临指教。备有茶点。”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漂亮的画折，每一面都选印了米祚之、米诚、杨不二等几位画家的代表作。虽然是拍摄照片后缩小的，并不比原作逊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栋虽然不是画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栋看见他，叹息一声说：“可惜台湾海峡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否则真想去那边开开眼界！”
李安浦说：“你以后有机会去的。他不是答应你要出书吗？”
文栋抚摸着手感极好的请柬，端详着模压的花纹和烫金的文字，说：“要是在台湾出一本书，也能印得这样上档次，就好啦！”
他读过台湾女作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辅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政治公关公司工作。这位从未写过散文和小说的女孩子，第一次写下的长篇小说，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馆工作后，已经很久不读长篇小说了，这部小说拿到手，却欲罢不能，竟然在短短两天内全部读完，而且觉得颇有收获。对于台湾一代年轻人在当前社会架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下的质疑心态，确实有了不少了解。
别的不说，光是这位台湾新进女作家以独特的语言描绘台北的璀灿夜色，就足以让人震惊：
“一片灯光大海熠熠生辉的壮丽景观，像一只闪耀着千万个金色鳞片的巨兽的，像集合了无数星斗明灭着无数命运的，像一片碎钻海洋的，台北。”
随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更为深刻更为形象的一段话：
“你看这片灯海像不像钻石？每颗灯代表一个人，每个人代表一堆货币，我书读得不多，但是市场经济原理我还懂。货币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里有凹洞它们就自动滚向哪里，滚得越多带动越大量的货币，聪明的人就挖够大的洞，让一大片的山坡的货币都滚进去……”
形象化的比喻，显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资讯爆炸、金钱梦爆炸，经济竞争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态。竭力追求经济利益，努力出人头地，是自由经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愿如此，就势必流落为社会边缘人。
“而活着的生命啊，在长存的天地里是何许的短暂渺小，穷其一生地迸发光亮，以为自己达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事实上连痕迹也不曾留下。人是风中的微尘。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盘之争，那些自由之争，即使争到了，又算什么呢？人不过是风中的微尘。来自虚无，终于虚无。还有什么好苦恼执着的呢？就算是什么也不苦恼执着，结果还是一样，生命本身，和无生命比起来，一样地没有意义。”
女作家借助于主人公马蒂的语言，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影响台湾的存在主义，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许在她看来，存在主义的虚无，并不导致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彻底了悟。同时，作家也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作了艰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马蒂为典型的台湾新新人类，走进伤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价，经历了人生最混乱丰富的过程，看见了人间最浪漫壮丽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独无情的人、挣扎着寻找生命意义的漫游者，无可救药的暗恋者，他们都敢于用生命作赌注，来换取一个出口。即使找到了名为自由的出口，但这自由，仍是那么微妙。“自由是什么？”“自由并不存在，这两个字只是人类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自由像风，只存在于动态中……”
几十年来一直构筑自由经济的台湾社会，充满了激烈竞争。那样的激烈，或许不是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所能体味的。显然是因为受经济利益的驱策，台湾人竭力寻找生存的空间，岛屿毕竟太小，向大陆拓展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两岸的人们超越寻亲寻根的起点，冲决一切政治藩篱，大胆地开始民间经济交往时，必然会造成一股谁也不可阻挡的投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