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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从昀是否读过，与皇帝让他去读，当然不是一回事。
既说了让牛从昀去读辛昂传，其实也就等同于皇帝在暗示牛从昀：放手干，有事我给你兜着。
在背锅这件事上，李淦这个皇帝还是做得很有觉悟的。
至少遵从他意思去办事的，他是勇于把这个锅背起来的，因为大顺对大明最后几年的事记忆比较深刻。
看着眼前这俩人，对他们的表现，皇帝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
虽然满嘴都是新学问的那一套，但皇帝也不是很担心，而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大顺走到今天，李淦又经历过刘钰的那一次赤子之心宇宙之悲，很多事虽然不想承认，可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几年涌现出的能吏，全都是和新学有关人，至少基本都是新学所染。
这也不是偶然，因为随着虾夷、鲸海、南洋等地的开发，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只有那些地方能够表现的足够亮眼。
就好比在河南做县令，就是当出花来、天纵奇才，又能做多少事？
可要是在那些民间资本投入的地方做县令，古板守旧的很难出成绩，而脑子稍微活跃点的能够活学活用那些新学问的，就能够表现的极为亮眼。
一个台湾府，短短十年之内涌入了至少不下100万两白银的投资。
垦荒、大米种植园、造船桧木经营所、金矿、海军基地投资、为将来收复吕宋提前准备的军营……民间的、官方的投资，不断涌入。
运河被废，海运兴起，这是资本愿意投资稻米种植园、垦田的基础。
而资本，又可以使那里人口激增。大顺缺金缺银缺铜，就是不缺劳动力。
有钱，就有政绩：丁口激增、税收暴涨、废运河之后供应部分经营所需之漕米、军舰建造的桧木保证充足，这些当然都是政绩。
而若在河南之类的地方做县令，天大的本事，也弄不到上百万两的投资，怎么会有亮眼的政绩？
大顺又是个宋明理学破而不立的王朝，文化上对前朝差点亡天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反思的主流就是：扯淡的太多、干实事的太少，义要从利上体现，而不是空谈义理心性。
而要在这心民间资本开始活跃的地方做出政绩，就不能死抱着十三经了，就不得不去接触新学问。
与爱好无关。
与信仰无关。
与升迁有关。
军队这边就更不用说，新学传播的重灾区。
李淦很自信自己可以把握的住，但这种皇帝一般都会觉得自己很牛批、自己的儿子肯定不如自己。
所以李淦对将来接班也是有布局的。
新学有没有用？有用，不能废。
因为外面一大堆一省大小国库年收入却和大顺差不了多少的强国。
若是以前也就罢了，现在大顺刚用海军战略调动打完了日本，生怕将来这种事也落在自己身上。
加上运河被废，南北联系全在海军上、漕运安稳全在印度南洋在不在自己手里，是以不得不默许新学的传播。
但是，新学有没有危机？
有，而且在李淦看来，这个危机是非常显眼的。
那就是大顺本来官缺就不多，人口暴增之下，更是多少人挤破头往上考，求个上升通道。
原本只是儒家科举内部卷。
大顺又有特色的武德宫、良家子的实学体系内，也可劲儿卷。
现在再加上了这一波新学学子，卷上加卷。
一群有学问、有知识，而且有的还不是扯淡谈心性的学问，而是张口阶级闭口地租抬头测纬度低头算三角学识的人，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正统科举内完全没有做官的上升通道，那么这些人会干啥？
现在大顺已经被特殊的传统和体制所绑架，不得不对外扩张。
这和资本发展起来需要市场的对外扩张，不一样。
而是内部科举已经占满了上升通道，只有外部、边疆地区，才能用这些实学出身的人，给他们一些上升通道。
要靠海军、工兵、炮兵、工商业、殖民地，来容纳这些人，把他们吸入体制内，哪怕是体制内的边缘。
科举本身，李淦是不敢动的，也动不了。
且不说废科举必要出大事不提。
单单是一个科举改革，就闹出过多少魔幻的事？
之前那个“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的科举改革，初衷是好的，太宗皇帝自觉八股文章约束人的思想，要改。
然后呢？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当年山西的考试。
出的题目，乍看上去，引题的内容绝对没啥问题。
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故市。
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前朝中，西夷葡萄牙人据澳门为市，舶来……
大意就是说，说，因为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交换，交换出现了市场，以实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交换之后各得其利。
那么，试分析一下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以及对本朝的影响。
看上去，这题目没啥问题，而且凸显了大顺的开放意识。
然后，一群小乡村、小县城里的读书人，知道澳门在哪啊？知道这澳门和大顺都贸易什么啊？
倒是大城市里的大族、豪绅，官员圈子里的人，自有钱交际，圈子里每天都要讨论千里之外的事。有的爷爷是京官、有的亲爹是府尹，有的做生意天南海北的跑。
一群读书都得靠借书的穷孩子，怎么进这个圈子？怎么知道这些事？官学里也不教啊。
这事爆出来之后，朝中本就反对科举搞成举孝廉的官员专门写了文章辱骂：说你这么选材多麻烦呀，你不如直接在纸上画上椰子、荔枝和龙眼，问问这些山西村里娃，哪个是椰子、哪个是荔枝呢。
由这件事，也引出了北方古儒派、颜李学派等最声势浩大的一次舆论请愿，希望复上古学校制度。
古儒学派公开宣称：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要求朝廷广办官学，借用王荆公之三舍法，反正本朝的良家子已有先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层层选拔。
最终搞“分斋教学”。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李家想了想，心说我这边搞这种学校教育，养老五营兄弟基本盘和良家子，搞武德宫的三舍法选拔体系，已经弄得财政都要撑不住了。
一年就他妈收个3000万两银子，军费扔出去三分之一、运河黄河扔出去三分之一、保证基本盘搞变种三舍法和学校制选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你让我搞全国性的学校教育，还要搞分斋……
钱呢？你出？你知道朝廷现在一年才能收几个吊钱吗？
皇帝直接怼回来，颜李学派也直接怼回去。
没钱，土改啊！
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不但农村也井、均，连城市土地也一并收归官有。
颜习斋的关门弟子王昆绳，更是激进到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是：井田、均田，土地收归官有，按亩纳税，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十五岁授田、六十岁收田。
二是：城市土地收归官有，朝廷收房屋税租。
三是：商人按资纳税。缴税额在2400两，即可封个登仕郎，赐予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2400两税款往上，逐渐增加，从登仕郎一路封到六品、五品的通直郎、承议郎。
大顺朝廷看了看颜李学派的建议，心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算了吧……这不是扯犊子吗？
谁家自上而下的改革能这么改？这能改的动？
改革下科举都能改出来诸多魔幻，还要改土地？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拉杆子起队伍干吧，反正朝廷是干不了。
本来颜李学派名声还好，这个激进想法一出，又立刻陷入了舆论危机。
有人仔细翻了颜李学派的文章，说颜李学派既明鬼，且重利，而且还明确说过博爱、泛爱之类的话，这可不是儒家。
我们儒家批判宋明理学，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可轮不到外人来掺和。谷
再加上颜习斋的嘴，也确实……臭。
说儒生现在都是一群娘炮，自宋之后，儒家就去雄化了，都学成妇女态了。能做到“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那就是娘炮中的上品、极品了，怎么能苛求他们能干正事呢？
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以白面为美，却无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率柔脆弱如妇人女子，豪爽倜傥之气全无，阉人耳……
可想而知，这要是不被攻讦，那就见鬼了。
颜李学派在这事之后，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一件事上了：着力论证我们也是儒家，我们绝不是某先秦显学趁着批判宋明理学反攻倒算，我们真的也是儒家。
其后续弟子的主要精力，也都是补完学派的世界观，剔除明鬼、重利等成分。
如程廷祚等，便忙于将兼爱改头换面成泛爱、补足世界观等。
类似的故事，就是牛顿一辈子都不敢公开宣布自己反对三位一体，一直到死后一些手稿才能发表。
总的来说，这些古儒派的想法都是空想的，而且是最标准的空想小资社，因为与他们这些设想的听起来很美好的政策所配套的，都是彻底反动的。
很多东西听起来很美好，但细究起来，就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简言之，农业中的宗法经济、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大顺朝廷倒是不可能有这等理论基础，去否定这个学派的建议。
只是单纯地从行政角度，认为这个想法纯粹扯犊子。
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改成这样的，这么改必要天下大乱。
这是生怕自己当不成王莽。
而这个风波过后，大顺这边的科举改革也就成了一块不敢轻易触动的疤痕。
到这二十年实学兴起，皇帝现在自认自己完全压得住、把握得住，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下一辈的儿子们该怎么办了。
大顺没钱搞全国性的学校制改革，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要么全面改、要么不改。
刘钰这种民间力量搞得实学推广，就没有这个桎梏，因为明确说了，学这玩意儿不能科举，朝廷不承认这是学问。
要么进海军、要么去殖民地，总归已有的蛋糕不能切，之前上车的人已经把门焊死了。
有本事，去外面，做大蛋糕。
摆在皇帝面前的选择，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提供更多的非原本蛋糕的上升通道，否则肯定是要出事的。
大顺整天慕李唐、慕李唐。
慕他，就会得到他的一切。
军内上升通道，被算不上关陇贵族的老五营良家子垄断。
科举上升通道，基本上被大族所垄断，尤其是之前的科举改革，使得寒门出贵子实在是太难了。
本来就处处是独木桥了，桥上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又多出来一门学问，而且这学问可是重实学，是真有杀伤力的。
大唐弄成最后，底层没有上升通道，安史之乱的时候聚集了多少人才跑叛军那边？
最后埋了大唐的也是个这辈子没希望的秀才。
现在大顺的很多政策，完全就是饮鸩止渴。
比如科举没有年龄限制，一群三四十岁的人，考了那么久，也只能适当给他们一些“学位”，给点希望。
但这根本还是饮鸩止渴，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官缺哪有那么多？
而这些年的对外扩张，看上去也像是饮鸩止渴，但也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一流人才去科学院；二流人才去海军、炮兵、工兵；三流人才去工商业、殖民地；四五流人才还可以接牛痘、学农学、量地亩，总归是有点事干。
就像是眼前趴着的这俩人，这几年窜起来的，基本都是这种研究过新学问的人。
他们倒还好说，出身都是原本旧蛋糕体系里的，只是研究了一些新学问而已。
刘钰以前就常和皇帝谦虚，说自己中人之姿，只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三流的水平也一样碾压过去旧的二流人才，皇帝原本只当这是谦虚。
可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发现这根本不是谦虚，而是一个事实。
虽然这个事实本质上，是资本的力量：
凡这几年窜起来的，无一不是在资本已经流动起来的地方。而要做出政绩，就不得不接触一些新学问，来理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提振自己的政绩。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个很难的技术，至少于现在来说，很难。
皇帝看到的现象，就是这几年窜起来的能吏，政绩亮眼的，无一不是精通实学，了解新学学问里的种种说法和逻辑，包括资本、地租、利息这些。
这些现象，让皇帝敏感地感觉到了危机。
但危机之外，还有机遇。
皇帝把握住了机遇，想到的，是怎么平衡、怎么控制、怎么借势加强皇权。
他要依靠皇权的制约，制造两个政府。
通过皇权，将这两个政府融合起来。
他要搞内廷延伸。
一个政府，是传统的六政府内阁，管的也是畿内传统的事情。
另一个政府，则是逐渐搭起来的，不占畿内的名额，不归六政府内阁管，由皇帝手把抓。
包括苏南地区、南洋、虾夷、鲸海、对日贸易、西洋贸易、西域、修好淮河后的苏北、银行、海军、枢密院、改革后的盐政、矿业，以及现在要处置的西南地区。
通过无上的皇权，身兼这两个政府的首脑，调控两个政府的资金和力量，做到一种平衡。
这是李淦给儿子留下的解决方案，并且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方向上改动。
利用儒家官僚，吓唬资本；利用资本，吓唬士绅。皇权做这个超然的调停者、抽象国家力量的实体。
畿内改革，到苏北和盐政为止。再往下的，就不能动了，保持原样就好。
外部，要在尽可能不动用六政府内阁的资金和力量的前提下，持续对外扩张，保证足够的萝卜坑给那些新萝卜。
只是，皇帝明白，这么改，需要教会儿子很重要的一件事。
即如何保证对第二个政府的绝对集权和统治，让六政府的人继续扯犊子去吧，只要捏住了工商业、海军、南洋西洋东洋之利，就有钱有人有力量。
而如何才能牢牢把握住，并且第二个政府的权力都捏在手里？而不是被忽悠的傻呵呵地把这些权力和财富都放弃了？
当然，有的人，将来自己走的时候，必须得“跟自己一起走”。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太子现在能学会这一切吗？
能像自己一样把第二个政府、或者说好容易伸出来的内廷的权力，死死地捏在手里，并且控制住吗？
能明白手里始终有钱有兵有粮才能在六政府内阁中挺直腰杆子吗？
能明白现在大顺走的是汉时模式，刘钰、海军、工商垄断等，都是内廷的延伸，根本不属于外廷政府、也不该属于外廷政府，哪怕说的天花烂坠也万万不能交权吗？
能明白良家子和实学学子的选拔，是郎官制度，是制约科举用的，一定要通过官缺这个饼，通过塑造二者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一个走地租、一个走海外工商来制造他们的矛盾以便皇权仲裁吗？
太子读史书，读懂了内廷官不断成为外廷官，而不得不设置新的内廷官来制约外廷，从而保证皇权吗？
太子学实学，明白这二十年崛起的刘钰等人，其实就是新的内廷官吗？能明白这些官职绝对不能由科举官员担任吗？
或者说因为前朝太监问题和大顺开国的女官设想导致的不得不用特殊边缘人。
切吊是边缘人。
不学儒学也是边缘人。
这二十年皇帝拿回了最重要的财权——土地税归政府、工商税和垄断权费归少府，真得了点赶汉的精髓了。
做皇帝需得明白，外廷的事，可以有宰相，甚至将来拿下印度的土地税之后，外廷的事，完全可以相，随便相。
宰相别管南洋工商苏南苏北西洋印度诸事，内部的事就按老一套随便折腾吧，反正内部的旧制就算没皇帝也差不多可以运转，皇帝把精力放在抓内廷上即可。
一定要把内廷的事，死死抓在手里，不能放。真要是被忽悠傻了，把这二十年好容易建起来的新内廷再给外廷夺走，到时候靠什么？
既要控制，又决不能废弃，李淦觉得倒也简单。
可就是怕太子要么彻底废弃、要么控制不住。
大顺不能重用太监，注定了太子身边必须要从小培养班底，如果太子继位不想真的当孤家寡人的话。
是以，皇帝之前要派太子的人，跟着刘钰去苏南历练，学学这方面的手段。
而现在，也需要太子那边的人，去一趟川南。
他要听听，太子目睹这一切后，对这件事是个什么看法。
以确定这个儿子到底明不明白、懂不懂、将来是否镇得住。
只需要听听太子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