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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弃连怀观怂了的人，名叫黄班。在城外的华人中，算是个晁保正似的人物，讲义气，有手段，华人多有信服者。
而连怀观，因着自己也在城中有产业，倒像是个黑三郎似的人物。与华人甲必丹、雷珍兰等都有生意往来，与荷兰人也多有接触，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有什么难处，也会接济接济那些穷弟兄们。
两人之前的关系不错，但于此时，是现在起义夺权、自立为王、效水浒后传中混江龙故事？还是指望朝廷，做朝廷的马前卒，将来做“征辽先锋”？
路线出现了分歧，之前的交情再好，终于还是要说清楚到底跟谁走的。
城外的华人，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要钱？没有，但凡有钱，也不会背井离乡，信了“去南洋谋生”的话，上了船，到了之后“在糖厂做事还船票”的话。
要身份，糖厂想赚钱，就不可能用有正式身份的。一年两个银币，相当于发工资的时候，得把这两个银币发出去——当然，也不用发到手里，城里的甲必丹、雷珍兰们承包了人头税，直接交给他们就好。
想进城乞讨？没有居留证，只要被抓到，就要关监狱、服苦役。
荷兰倒是没有让人生不如死的济贫院，但是服苦役也差不多了。
黄班是好汉子，平日也敬重连怀观，认为也是个敢干大事的人。可黄班是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连怀观居然怂了，居然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圣君贤臣身上。
这里是巴达维亚，终究不是大顺。就算是在大顺，底层骂皇帝的人也有的是。
跟在连怀观身边的孩儿军，或是枢密院那条线上的人，听着黄班说什么“姓朱、姓李都一个吊样”，倒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心想不过是江湖上的人物随口说便是，真要论起来，里还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
他们是公家圈子里的人，自是瞧不上江湖手段，也不会将江湖人士的口嗨当真。
只是，不管是皇帝孩儿军这条线上的，还是枢密院这条线上的，亦或是海军参谋们安排的这条线的上，也都不同意这时候起事。
朝廷和枢密院，以及海军这边，都有自己的考虑。
但黄班和他手底下的一帮弟兄们，却不可能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
若是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李自成当年就不该造反，乖乖饿死为大局牺牲，让朝廷集中兵力去打东虏才是。
既是当年的开国皇帝都不为朝廷考虑，那怎么可能苛求百姓为大局考虑呢？
连怀观素知黄班的脾气，这时候只得赔笑道：“班哥，你要是用激将法，兄弟我就忍了。但你要真以为兄弟我怂了，那咱俩就得论道论道了。兄弟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
黄班刚才既是气话，也有激将之意，知道这时候不能闹分裂，见连怀观给了台阶，也只好道：“怀观兄弟，我跟你说，朝廷靠不住。就算朝廷来了，又能怎么样？如今的朝廷，早不是当年太祖皇帝时候均田免粮的朝廷了。”
“要是朝廷真的为了咱们这南洋的兄弟来打荷兰人，我和弟兄们二话不说，自也跟着朝廷一起来，做这义士。”
“可朝廷能来打荷兰人吗？要不来，朝廷又能怎么样？”
“再说了，你我虽有些家财，可这么多弟兄如今都没饭吃，你我这点家财又能撑多久？”
“糖厂今年都干不下去了，糖卖给荷兰人，每一斤都要亏钱。荷兰人管的又严，也没办法卖给别人。弟兄们只是求个活路而已，不然早晚要死。”
“就算荷兰人说的是真的，真的是送去安汶、锡兰或者开普敦，可去了那些地方不也是服苦役吗？给荷兰人服苦役，能活几年？妈的，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都没这么狠。”
在巴达维亚的华人，都很清楚给荷兰人服苦役意味着什么。
活五年就是大赚，三年算是命大。
就算荷兰人说的是真的，不是说船跑到一半，直接把人往海里一扔好省钱，是真的准备运到那边，可也就是现在死、和三五年后死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巴达维亚的糖厂之前能赚钱的一个原因：敢闹事、敢要钱，就去巴达维亚举报没有居留证，抓去服苦役，保准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在糖厂干活。在糖厂，或者甘蔗园，虽然没有西瓜吃，但最起码偷着吃根甘蔗还是能吃的吧？
大部分华人是能忍耐的，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是起义成瘾。
但现在，是真活不下去了。
大家互相接济，这几个带头的大哥还算有些产业，但又能撑多久？
之前还打了来抓人的荷兰人，荷兰人岂能不报复？难不成到时候，把打人的兄弟交出去？交给荷兰人？
出卖兄弟，那他们这几个做大哥的，以后还有谁信服？
有利大哥拿，出事兄弟顶？这样的大哥是做不长久的。
连怀观这时候有苦说不出，就算朝廷出面解决，那也是之后的事。但现在，还要解决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城外这些华人的吃饭问题。
“这样吧，我把产业卖一卖，总还能维系一段时间。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谈谈，让他们和荷兰人谈谈，或是接济接济，出几个钱。”
一说这话，黄班以及黄班手底下的一群汉子都笑了出来。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毕竟荷兰人一般也接触不到，华人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米市、鱼市、赌场、唱戏、小生意、酒水等等这些，都是被高等华人承包的，衣食住行，连拉屎都有包税的。
可以看成是宋时的买扑制，年初拍***如米市，花1000盾拍下来，先把钱往殖民政府一交，今年能收多少税，全看各自本事。包税人……是有本事刮地三尺的。
对于城外的华人，这些小手工业者则处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心里同情，但要让他们跟着一起干，也会犹豫；有穷弟兄跑来藏着，也能帮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头税的苦哈哈一起造荷兰人的反，却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进了巴达维亚，遭殃的是荷兰人和高等华人。就算“均田免粮”、“分配土地”、“糖厂充公”，也和这些这些小手工业者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就像是卖馄饨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华人起义成功，能把他的馄饨摊子抢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馄饨不给钱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馄饨，但要是真吃馄饨，就算给钱，也不敢要啊，无甚区别。
城内城外因为阶级不同，心思各异，此时也很难用一种和阶级叙事不同的共同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胆魄，敢牺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没钱、没人际关系。
没钱，也没有人际关系。也就搞不到枪、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药。
城里的人，有钱，有人脉有关系，能搞来枪、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义。
历史上起义爆发的时候，城外的奴工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城里的人半数在骑墙，半数还相信荷兰人会公正地对待他们，毕竟荷兰人“是讲法律的”。
结果就是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城外的华人乌衫党、无裤汉，和荷兰人打、和印尼雇佣兵打、和绿教酋长骑兵打；城里的人，却遵守荷兰人的命令，将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来，直到荷兰人的屠刀落在手无寸铁的他们头上。
而那些没有被屠戮的高等华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兰，则对城外的起义者恨到了极点，认为是他们的暴乱才牵连了自己。顺带雷珍兰和甲必丹，在起义爆发之前还在勾心斗角，雷珍兰绕开了甲必丹直接去总督那打小报告，为的是将来做甲必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连怀观居然说出要靠甲必丹、雷珍兰们与荷兰人勾兑勾兑，跟请愿似的解决这件事，也由不得黄班等人不笑。